理论研究 | 曾向阳:长沙党史廉洁资源赋能清廉长沙建设的路径探索
红色廉洁资源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富矿。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用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等红色载体,依托红色革命文化淬炼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向廉洁治理效能转化。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崇廉拒腐的思想根基,更加注重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把增强党性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用好党的优良传统涵养党性,这为新时代挖掘长沙本土党史廉洁资源,赋能清廉长沙建设、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指明了实践方向。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系统施治、固本培元、涵养党性”的要求,本文立足长沙本土红廉资源的独有优势,在剖析自身短板的基础上,重点探究长沙党史廉洁资源赋能清廉长沙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探索一条以红铸廉、以廉润治的城市廉洁建设路径,推动红色廉洁基因转化为制度层面的约束力、治理层面的向心力、文化传播层面的认同感。
一、长沙党史廉洁资源所蕴含的廉洁精神内涵
为更好地区分长沙党史廉洁资源的类别,本文将长沙党史廉洁资源分为红色文物、党史人物、红色家书文献三大类,这是长沙党史廉洁资源的根基所在。它们所蕴含的廉洁精神内涵,是新时代清廉长沙建设的深厚精神滋养来源。
忠诚于党是长沙党史廉洁资源的根本底色所在。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廉洁的根源,是“不想腐”的深厚根基所在。敌人要杨开慧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方可活,杨开慧选择“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我小,成功我大”。为掩护党中央顺利渡过湘江,陈树湘率部血战湘江,被俘后果断绞断自己的肠子,以死兑现“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是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不允许他们背叛。唯有忠诚于党,方可摒弃腐败的杂念。
公私分明是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中的价值标尺所在。在公与私上如何选择,这是检验共产党人党性的试金石。“红色管家”熊瑾玎,他管理党的经费,在女儿生病急需医药费时,他依旧不动党的经费半文。他还把做生意所赚的钱全部交给党,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何德全任八路军兵站部部长,负责后勤物资。在晚上忙完工作后,他和夫人一起,把战士换下的旧衣服撕成布条,纳成鞋底做成布鞋,拿到集市卖掉。他们把卖鞋攒下的钱除去买辅料的钱外,其余的全部上交组织,一分不给自己留……这些就像一面明镜一样,照出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公私分明的初心,对当下党员干部如何守好底线具有直接的现实参照意义。
艰苦奋斗是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中的思想防线所在。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共产党人主动抵制安逸享乐、守住清廉本色的自觉追求。徐特立以57岁的高龄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并且在长征途中坚决不享特殊待遇,毛泽东称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王震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带领三五九旅开垦荒无人烟到处都是荆棘的南泥湾,艰苦奋斗三年,南泥湾成为了陕北的好江南……这些为我们建设节约型机关、纠治奢靡之风的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和现实教材。
严守纪律是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中的制度内核所在。在锦绶堂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里面展陈着一张公开财务账单,账单的条目、金额、经手人至今依旧清晰可辨,其规范程度令人惊异。杨立三作为军队后勤制度的奠基人,一生严守供给规矩。一次杨立三生病住院,工作人员额外给他配送水果。杨立三发现后,坚决制止,并告诫工作人员,超制度就是违法……这些实物与史实证明,廉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根植于制度、落实在言行中的的自律。
奉公为民是长沙党史廉洁资源的实践归宿所在。1933年,何叔衡在查办左祥云贪污案时遭“撤职”威胁时,他回答道:“人民赋予我们这个权力,我们就要对人民负责。至于我个人,不要说是撤了我的职,就是搭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1961年刘少奇回湖南农村调查,察民情、听民声、解民忧。他们用行动回答了权力“为谁服务、为谁行使”的根本命题。这启示我们,红廉精神是可以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治理效能。
家风清正是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中拒腐防变的后方防线所在。只有严管家属,树立起良好家风家教,才能全方位防止腐败的侵蚀。胡耀邦面对亲友的托关系、打招呼,他狠狠教育亲友,并多次告诫他们不能打着自己的旗号去行事。谢觉哉在家书中反复叮嘱子女不许揩公家的油,不可打他的招牌办事,将家风变成可执行的禁令。家风失守是廉政风险的重要诱因,革命先辈的家教传统,为领导干部家风教育、清廉家庭建设提供了宝贵范本。
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穿越时空,从理想信念、利益取舍、生活作风、制度规矩、群众立场、家风家教六个维度回应着如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问题。
二、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中的精神内涵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相契合
长沙党史廉洁资源十分丰富,他们依附在红色文物、红色人物、红色家书文献甚至是在口述的史料中。他们既是长沙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辨识度极高的本土化廉洁教育资源。第一,党史廉洁资源中沉淀的为民初心、反腐倡廉传统与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根本要求一脉相承。第二,依托长沙党史廉洁资源开展廉洁教育,能够更进一步贴近党员群众日常、工作实际,跳出以往的“说教式”的宣教局限,让清廉教育和清廉建设扎根星城大地。第三,长沙党史廉洁资源维度多样,形式多样,能够满足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家风建设、基层治理的多种需要,从而实现推动清廉长沙建设从机关单元向全社会延伸的。
将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与廉洁长沙建设深度融合起来,需要落实全会“用党的优良传统涵养党性”的具体要求,把革命先辈的为民初心、纪律自觉、担当作为、廉洁从政,转化为当代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在建功立业的新征程上补齐思想教育上的短板,实现将红色精神转化为党性淬炼,最终实现廉洁自觉。
三、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与廉洁长沙建设融合的基础成效与存在的不足
2021年的时候,长沙市委就出台了《关于推进清廉长沙建设的实施意见》,将清廉长沙建设制度框架构建起来,并明确指出要挖掘丰富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胡耀邦故居、岳麓书院、雷锋纪念馆、杨开慧纪念馆等重点基地的清廉元素,深化全市清廉文化示范点建设。经过多年的实践,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与廉洁长沙建设融合已见成效,但对长沙党史廉洁资源如何进一步深入落实到制度建设、基层治理、数字传播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仍显不足。
(一)现有实践成效
一是重点基地的清廉元素已深入挖掘,并进一步用于清廉长沙建设中去。同时,红廉阵地集群效应也开始凸显。一些革命旧址、纪念馆、党史馆等开始注重红廉教育的开发与打造,红色场馆开辟为廉洁教育课堂已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二是清廉单元建设成果显现,廉洁文化已下沉到基层,廉洁思想也开始深入基层。机关、学校、国企、医院、村居、社区等基层治理中都开始有意识地嵌入红色廉洁元素,充分利用本土红色廉洁资源。例如,长沙县金龙村在杨立三故居旁打造“茶廉课堂”,把杨立三的清廉故事和茶文化结合起来,让廉洁教育既能看得见、听得懂,又能内化于心。又如,宁乡沙田乡依托谢觉哉、何叔衡故居,在群众集聚的地方建立起红廉微阵地,将先辈们公道处事、勤俭持家、廉洁自律的故事和基层“小微权力”的监督结合起来,实现了红廉精神在基层治理中的落地。
三是红廉文创与宣教产品持续供给并不断守正创新。红色宣讲、研学线路、主题展览等面向党员、青少年的产品持续开发与常态化推出。同时,融合本土地方文化特色,融合红廉精神进行再次开发与输出。例如快板类、弹词类、花鼓戏类。
四是有特色的品牌活动基本成型。例如,1949年3月23日是党中央从西柏坡前往北京的“进京赶考”日。从2010年起,长沙市将“3·23”设立为廉洁从政警示日,已坚持连续开展17年。另外,“一地一品”各区县(市)的特色品牌活动也已形成。
(二)存在的不足
第一,红廉资源挖掘的深度不够,红廉资源的核心作用运用的不够。红色史料的挖掘依旧多侧重革命斗争、政治建设等方面,对其中的纪律建设、经费管理、干群交往、反对特权、家风家教等廉洁资源未单独梳理出来。大量红色廉洁仍然隐藏在浩瀚红色史料中,其核心价值仍处于“半沉睡”状态,该有的廉洁教育警醒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重宣传,轻治理嵌入实践的问题依旧存在。长沙党史廉洁资源与廉洁长沙建设相融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将从其中汲取的智慧和力量用于廉洁建设的实践治理中去。目前现有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宣讲层面,只注重将红廉故事宣讲出去,不注重受教育的对象是否能效仿先辈行为,也未能有效对接全会提出的从严治吏、基层组织建设、监督体系完善等要求中去。红廉精神在嵌入干部日常教育、重大事项监督、内控机制、家风家教、基层“小微权力”治理之中略显不足,红廉精神的价值转化为治理效能不高。
第三,红廉产品的多元化供给,红廉产品的数字化、投放的精准化不足。例如,面向领导干部、普通党员、青年学生、社会群众的分层红廉教育体系尚未成型。一套教育产品使用多年用于不同的群体,不会根据实际情况、受众群体的不同进行二次开发。这些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精准施教、增强党性教育实效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四,制度性支撑不足,缺乏两者融合的顶层设计。长沙红色廉洁资源主要集中在党史部门、各红色场馆,而清廉长沙建设主要靠纪委组织推动。各部门没有一个统一联合起来行动的顶层制度要求,各自的分散行动容易造成融合上的衔接不畅,使得清廉教育难以转化为清廉建设上的实效。
四、以红铸廉、以廉润治,推动红廉资源深度赋能清廉长沙
(一)系统梳理红廉史料,构建长沙本土红廉资源库,夯实党性教育根基
落实全会“增强共产党人党性”的要求,对长沙的革命遗址和英烈事迹开展专题梳理,专门挖掘革命时期湘区党组织经费管理、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作风、反浪费反特权、军民鱼水情等廉洁史实,区分干部教育资源、青少年版、基层群众版,建立数字化红廉史料库,开发案例库和故事库,改变碎片化挖掘现状。同时,将红廉课程纳入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把红色旧址作为常态化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用本土革命先辈的廉洁事迹涵养政德。
(二)嵌入制度与基层治理,推动红廉价值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
紧扣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严密组织体系、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跳出单纯的宣传思维,推动红廉文化进制度、进各级治理。
1.将红廉建设抓在平常,让“不想腐”的思想深植于心。例如把红廉教育重点纳入干部常态化教育、专门考核、廉政谈话、日常提醒中去,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2.打造清廉示范点,让清廉可见可学可落实,把“不能腐”的制度笼子扎的更紧。例如日常监督中,要把革命时期“集体商议、为民为公、公开透明”的红色清廉治理理念融入各机关、国企内控和“三重一大”的议事规则、权力清单中去。
3.打造“红廉村居”样板,以革命年代干群同心、公道办事的传统引导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让群众监督成为“不敢腐”的重要武器。例如,在街道、村居(社区)的“小微权力”监督、“三资”管理、村务公开中,让群众监督成为一把反腐倡廉的一把利剑。
4.以党建为引领,让腐败没有滋生的土壤。在企业中,要以党建聚合力,因地制宜加强红廉文化墙、清廉展厅、线上红廉云展厅、红廉文化角的建设,让清廉成为企业共识和核心理念。同时要以企业行业特色的为切入点,在红廉微视频、海报、散文、情景剧等文艺作品上守正创新,把革命先辈的“公私分明、克己自律”的价值导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风控清单、禁止性条款和岗位上的廉洁自律。
(三)分层分类打造红廉产品矩阵,创新数字传播,扩大崇廉拒腐覆盖面
坚持守正创新,根据“关键少数”、党员干部及其家属、青少年、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的需要,构建起红廉产品供给体系,实现精准“滴灌”。例如,针对“关键少数”,要开发重思辨、重警醒、重家风的专题产品,突出政治性和警示性。面向青少年,开发红廉研学、课本剧、手抄报、红色廉洁主题等美育产品,同时在中小学思政教育中融入红廉内容,引导他们扣好崇廉拒腐的“第一粒扣子”。面向社会大众,打造短视频、线上云展馆、沉浸式数字场景等轻量化数字产品,用网络语言解读红色廉洁故事,引起共情。通过依托新媒体平台精准传播,补齐数字传播短板,营造全社会崇廉的社会风尚。
(四)健全统筹转化机制,完善红廉融合保障体系
长沙红色廉洁资源与清廉长沙建设的深度融合既要向先进的城市借鉴经验做法,也要自身内部畅通渠道,完善和健全转化机制、保障体系。
一方面,着力破解红色廉洁资源转化衔接不畅的难题。例如,要统筹起红色廉洁资源挖掘、阵地建设、宣传教育、治理落地等相关环节,推动长沙红色廉洁资源真正地持续转化为治理实效。
另一方面,配套出台长沙红色廉洁资源与清廉长沙建设深度融合的专项实施细则,课题规划,解决实践中的融合问题。同时进一步明确分工、责任,长期规划等关键问题。
长沙红色廉洁资源与清廉长沙建设的深度融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需要久久为功。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用好长沙党史廉洁资源,赋能清廉长沙建设,不仅是传承革命先辈崇高品格,不忘初心的必然要求,更是从源头守护红色江山,以零容忍态度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以红铸廉、以廉润治”,这是长沙红色廉洁资源赋能清廉长沙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清廉长沙建设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一条特色路径。不断擦亮清廉长沙城市品牌,持续推动长沙红色廉洁资源赋能清廉长沙建设,为长沙奋力当好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的排头兵注入持久清正动能。
(作者为长沙市社科联特约研究员)
【来源:星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