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论李白乐府对诗歌叙事传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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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刘青海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古诗歌史和中古文学史研究。兼任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出版学术专著《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晚唐文学变局中的“温李新声”研究》《唐诗十讲》、译著《比较诗学结构》，与钱志熙合著《诗词写作常识》《李白诗选》《姜夔诗词选》等。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论李白乐府对诗歌叙事传统的发展

核心提示

　　李白乐府的主要创作方法是模拟旧题，其乐府以抒情为主，同时也具有突出的叙事特征。李白乐府的叙事艺术，主要取法《楚辞》和汉魏乐府的叙事和比兴方法，事为情用，景中见事，情、事、景三者融为一体，形成李白独特的抒情风格。李白乐府“与汉魏乐府争衡”，这主要体现在其乐府善于“檃栝一事”而出之以己意，旧题之本事与寄托之事相生发。李白“乐府篇篇是楚辞”，又兼取《楚辞》以叙事为抒情的方法，寄托深远。李白对齐梁文人诗歌的叙事传统以变为主，善于用汉魏乐府的叙事以救齐梁之绮靡。相比杜甫乐府叙事主要取法汉魏，李白乐府的取法更为广博，相对而言体制和风格也较为复杂，不如杜甫乐府那么受后人重视。

内容精选

　　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传统源于《诗经》。《楚辞》虽为抒情的经典，但也有它特有的叙事艺术。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为基本特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歌成熟的叙事艺术。魏晋文人学习汉乐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继承汉乐府的叙事艺术，由此形成文人诗歌的叙事传统。到了齐梁，由于写物和说理的发展，诗歌中的叙事整体上说是弱化了的，叙事因素主要保留在歌曲类的诗中。初盛唐时期，诗歌中的叙事有所恢复，尤以李杜最为突出。李杜诗歌的叙事艺术突出表现在乐府和五古，尤其是乐府。但李杜乐府对叙事传统的继承是不一样的。杜甫主要取法汉魏，“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李白乐府“与汉魏乐府争衡”(黄庭坚《答黎晦叔书》)，此外还兼取《楚辞》，以叙事为抒情，情事杂出，往往寄托深远、归趣难求；同时也取法齐梁文人诗歌的叙事传统并加以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乐府对诗歌叙事传统的取法较杜甫更为广博，相对而言体制和风格也较为复杂，不像杜甫乐府那么受后人重视。

　　一

　　《楚辞》虽以抒情为主，但也有较多的叙事因素。所谓以叙事来抒情，可以说就是《楚辞》的特点。《离骚》《九歌》《九章》诸篇，都是在叙述人物的行动以及一定的事件基础上来抒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和抒情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李白乐府对《楚辞》上述传统的继承是很突出的，这一点李白的当代人就已经认识到了，如殷璠就赞其乐府“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河岳英灵集》卷上)。清人屈大均更强调其乐府的骚怨特色，谓其“乐府篇篇是《楚辞》，湘累之后汝为师”(《采石题太白祠》)。今人亦盛称“取骚体入乐府，是李白的专长”。李白乐府一直以强烈的抒情性见称，而其抒情效果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行动以及行为的交代来实现的，其中人物的行动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事的因素。这一点，从他模拟《楚辞》的诗作如《远别离》看得最清楚：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远别离》收录于殷璠《河岳英灵集》中，当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其主旨，乃“借舜二妃追舜不及、泪染湘竹之事，言远别离之苦。并借《竹书》杂记尧舜，见逼舜、禹南巡野死之说点缀其间，以著人君失权之戒”，表达诗人对“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的怨意。诗以唱叹出之，多景语、情语、议论语，而事在其中。如发端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舜帝南巡、二女寻夫故事，已在其中，并为下文“舜野死”伏笔。“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是疑舜帝之禅让乃出于不得已。“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两句，直揭本旨。“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数句，正失权之患。观其叙事，看似历乱无端，实有意脉可寻，而意在言外，确如许学夷所言，“含蓄深永，且其词断而复续，乱而实整，尤合骚体”。“日惨惨兮云冥冥”六句，以日惨云昏比拟政治之黑暗，以啼烟啸雨形容处境之可怖，以雷霆震怒比权臣之气焰，最得骚之神韵；而“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则从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上邪》“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变化而出。故胡震亨论本篇之源流云“盖体干于楚骚，而韵调于汉铙歌诸曲，以成为一家语”，可谓灼见。

　　和杜甫新乐府直陈时事不同，李白乐府中的事，往往经过剪裁和改写，情事杂出，故其本旨往往隐在事中，具有“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晋步兵阮籍》)的特点。如《公无渡河》本汉乐府旧题，古辞仅四句：“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李白则衍为歌行长篇。许学夷云：“七言歌行本乎离骚，其体尚奇。”李白之作，从黄河泛滥引出大禹治水之事，再叙披发之叟渡河溺死之事，将原本无关的两个故事，嫁接到一起，写出一段极悲怆之情来：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

　　诗中充满了对披发之叟不顾劝阻，一意孤行，横渡黄河，而终溺死的狂痴之举的惋惜，言辞痛切，显然是有所寄托的。其寄托的具体情事，历来众说纷纭，如萧士赟谓“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借此为喻云耳”，陈沆《诗比兴笺》以为披发之叟喻永王璘，“有长鲸白齿若雪山”数句，犹《豫章篇》之“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喻永王璘之兵败；郭沫若则以为披发之叟乃李白自喻，“挂罥于其间”是比喻他“系浔阳狱中及长流夜郎”等。所以李白乐府，不仅包含旧题之本事，还往往旁及他事(如大禹治水之事)，借此寄托诗人本旨(寓托之事)，由此构成复杂的叙事网络。即便是在风雨争飞、鱼龙百变中厘清了其表层的叙事脉络，也不一定就能探明诗人之本旨(寓托之事)。这和杜甫乐府叙事是很不一样的。杜甫乐府“即事名篇”(元稹《乐府古题序》)，像《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之篇，篇名即所叙之“事”，此外别无“本事”，诗歌的主旨是极为显豁的。故胡应麟说：“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怳莫测。《兵车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恻如见。”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乐府歌行》论云：“工部讥时语开口便见，供奉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工部缓，供奉深。”李杜乐府呈现不一样的特点，这与李白借鉴《楚辞》是分不开的。《离骚》通过屈原就重华而陈词、浮游以求女、周游天地而终不舍故国这一系列的行动，来表现诗人在现实中的困顿以及系心楚王而不忍舍去之情，也同样具有词旨隐匿的特点。李白以之驱驾乐府，故在叙事艺术上体现为“变幻恍惚，尽脱蹊径”的特点。

　　李白乐府以抒情性强烈而著称，情由事发，事为情用，一篇之中，层见错出，初读往往有目迷五色之感。就叙事的方法而言，则有实用、虚用之别。所谓虚用，就是引古以讽，引古之事以抒今之情。如《梁甫吟》(节录)：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首二句直入主题，揭出志士思佐明主以成功业的主题。接下以“君不见”提起两大段，以大开大合之笔，分叙以姜太公之老八十尚遇文王、以郦食其之狂微时尚遇高祖，得以际会风云、成就大业之事。李白言下之意，虽不敢窃比大贤，然远胜狂生，此际虽落魄，他日自当有一番风云际会。所以这两段看似叙古人之事，实则抒写的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与豪情。两段叙事，皆以气势驱遣，觉天风海雨逼人而来，古之事与今之情皆化成一片，莫可分辨。此种以古事抒今情的抒情笔法，可以说是对屈原《离骚》“就重华而陈词”一段历引古圣贤王之事以托讽的发展。而无论古事、今情，皆“奇之又奇”，绝出笔墨畦径之外。胡应麟谓李白“乐府奇伟高出六朝”，此种“奇伟”的特质，正源于骚。

　　概言之，李白乐府鲜明的骚怨特色在叙事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于现实有所愤懑，直言之不可则曲言之，庄语之不可则漫语之，往往采用比兴托喻的手法。如《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一段，实从屈原《离骚》“就重华而陈词”“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变化而出。看似叙仙界之事，光怪陆离，乍读有目迷五色之感，细绎诗意，可知明主指玄宗，而以雷公、玉女比权臣、女宠。所以此段实叙其欲自明于君，而遭权臣之怒，且有女宠兴风作浪，不能通言。二是在艺术表现上不循常径，叙事抒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词意反覆屈折行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倡三叹，而有遗音”，《蜀道难》《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篇，皆“无首无尾，变换错综，窈冥昏默”，故其叙事，给人以纵横捭阖、兴会淋漓而寄兴无端之感。胡应麟云：“纡迴断续，骚之体也；讽谕哀伤，骚之用也；深远优柔，骚之格也；宏肆典丽，骚之词也。”太白乐府能兼之，晚唐李贺、温庭筠诸人乐府，专学此种。

　　二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积累了丰富的叙事艺术，例如叙事的生动性，情节的戏剧性、人物的个性化，以及强烈的爱憎表现和语言的朴素逼真等 。《孔雀东南飞》《战城南》《陌上桑》《羽林郎》等作，在这方面尤其突出，甚至被称为“故事诗” 。建安文人学习汉乐府，最重此种，如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等，重在叙事情之原委，而截取典型之场景来表现主旨。杜甫及中唐元、白新乐府主要取法此种，“多首尾叙事”，形成“辞不虚设，必因事而设” 的篇体特色。

　　“李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黄庭坚《答黎晦叔书》)。李白在乐府诗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对汉魏乐府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是分不开的。元人萧士赟云：“太白乐府，每篇必檃栝一事而作，非泛然而言者。” 善于“檃栝一事”而出之以己意，是李白乐府的重要特色，也是他深汲汉魏乐府叙事艺术之源泉的成果。

　　李白乐府所檃栝之事，有古事(包括本事)，有今事。其《秦女休行》《白头吟》《陌上桑》诸篇，皆模拟旧题，直写本事，以叙事为尚。本事之外，李白还善于杂取史传之故事，衍为乐府长篇，如《山人劝酒》叙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故事，《白头吟》(锦水东西流)叙司马相如为陈皇后作赋邀宠，自己却因富贵而聘私室，卓文君因此赋《白头吟》，叙事饶有趣味，有点类似后世的说唱。今事即李白所闻见之事，或关风俗，如《东海有勇妇》叙北海太守李邕治下女子为夫报仇，以剑杀人，朝廷免其罪之事；或关时事，如《丁都护歌》叙天热水旱时拖船之事，《北上行》寓托安史之乱，《豫章行》叙永王璘兵败之事，《上留田》寓意肃宗李亨、永王李璘两兄弟相争之事，都属于以古题写新事，以“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元稹《古题乐府序》)为基本的写作方法。如《北上行》，即通过模拟曹操《苦寒行》(又称《北上篇》)来寄托安史之乱中行役之事：

　　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岗。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汲水涧谷阻，采薪陇坂长。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李白《北上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径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曹操《苦寒行》)

　　李白此篇，不仅题中“北上”二字取自《苦寒行》首句“北上太行山”，而且通篇言行役之艰辛，亦与《苦寒行》一篇主旨相合，其所采用的，也是我们熟悉的晋宋文人拟乐府最常用的拟篇方法。开头六句，由《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阪诘屈，车轮为之摧”变化而出，“严风裂衣裳”与《苦寒行》“北风声正悲”，“汲水涧谷阻，采薪陇坂长”“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与《苦寒行》“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与《苦寒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李白此篇，并非单纯的拟古，而是借以咏安史之乱。开头写行役之苦，侧重于表现太行山自然之险阻所造成的行路艰难。“沙尘接幽州”六句，则点出安史之乱，战火从安禄山起兵的范阳(属幽州)蔓延到朔方，河北州县望风瓦解，造成更大的危机。“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以凿齿喻安禄山，言其僭位东都，奔鲸喻史思明、崔乾祐之徒，言其纵横于黄河两岸的州郡。“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极言太行道阻，行路艰难，兼叛军盘踞，此行恐无生还，故回望故乡，恋恋难舍。“返顾思旧乡”，句法本《古诗十九首》“还顾望旧乡” ，意思则有别于《苦寒行》“思欲一东归”，盖曹操身为主帅，主一军之进退，在行军途中因道途艰难，确实可以“思欲一东归”，作退军的考虑；而李白此篇中的征人离乡北上，则有进无退。故下“惨戚冰雪里”十句，仍极力形容行路之困顿、饥寒交迫。末四句以感叹作结，希望天下早日结束战乱，天下人重见光明。

　　《豫章行》《上留田》两篇所感之事，为李白所亲历，既关乎国政，又关系到李白在政治上的去就取与，实具有“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诗大序》)的特点。《豫章行》以叙事为主体，多用赋体，这在李白以旧题寓时事的乐府中是少见的：

　　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吴兵照海雪，西讨何时还。半渡上辽津，黄云惨无颜。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为休明人，斩虏素不闲。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

　　此诗之主旨，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古豫章行，咏白杨生豫章山，秋至为人所伐。太白亦有此辞，中间止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两句。首尾俱作军旅丧败语，并不及白杨片字，读者多为之茫然。今详味之，如所云‘吴兵照海雪’及‘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皆永王璘兵败事也。盖白在庐山受璘辟，及璘舟师鄱湖溃散，白坐系浔阳狱，并豫章地。故以白杨之生落于豫章者自况，用志璘之伤败，及己身名隳坏之痛耳。其借题略点白杨，正用笔之妙，巧于拟古，得乐府深意者。”最为得之。诗共二十二句，前后段各十句，中间以“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二句点题面，“苦”字实为一篇之眼。开头四句，“胡风”“代马”“鲁阳关”点出叛军逼迫，乃永王璘出兵西讨之由。“半渡上辽津”六句，写征夫与亲人生离死别之苦，犹杜甫《兵车行》“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句法措语则有古、近之别。后半段，言从军之将士不惮艰险，勤王报国，精诚动天，伤其覆灭，且被恶名，故末云“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

　　《上留田》则比兴杂出。就章法而言，开头六韵十三句，是叙其本事：

　　行至上留田，孤坟何峥嵘。积此万古恨，春草不复生。悲风四边来，肠断白杨声。借问谁家地，埋没蒿里茔。古老向予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举铭旌。

　　崔豹《古今注》：“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风其兄，故曰《上留田曲》。”李白“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举铭旌”，与崔豹《古今注》所说不同，或是流传之讹，也可能是李白的有意改动。此段叙事之章构、句法，则本于汉乐府《梁甫吟》古辞：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彊、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后半段寄托时事。“天兵”乃朝廷之师，“让国”非王子不能，尺布之谣咏的是汉文帝和淮南王兄弟不相容之事，可见诗人所伤非寻常兄弟不和，而是帝王之家的兄弟相争。让李白如此痛切的，只能是肃宗与永王璘兵戈相向之事。此人伦惨痛之事，故不忍明言之，而是多用比兴，又引古事以讽，颇得汉乐府遗意：

　　一鸟死，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桓山之禽别离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让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

　　据《汉书》，淮南王长是汉文帝的幼弟，多为不法之事，文帝不忍置法于王，“处蜀严道邛邮，遣其子、子母从居”，王不食而死。百姓作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李白此篇作“一鸟死，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可谓善学。故读之，颇觉有古谣谚之风，无怪乎王夫之在《明诗评选》卷二盛赞“入时事不减古致，唯供奉能之”。而太白此篇，亦可谓唐代的“尺布之谣”矣。胡震亨说太白“乐府诗，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所未有”。本篇先以鸟兽、草木之同类相感起兴，又举孤竹、延陵之让国，田氏之分骨肉、尺布谣之伤淮南王，正反设喻，可谓善于“连类引义”以“讽兴”。

　　汉乐府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善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李白乐府以善于塑造人物见长，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女性、侠客和谋士的形象。女性的形象有宫女(《王昭君二首》《玉阶怨》)、宫妃(《妾薄命》《怨歌行》)、征人妇(《北风行》《独不见》《黄葛篇》)、商人妇(《长干行》《江夏行》)、侠女(《秦女休行》)、勇妇(《东海有勇妇》)等，“大大丰富了古典叙事诗的人物画廊，也是李白对叙事诗的一个贡献” 。侠客的形象也风采各异而又栩栩如生，如《侠客行》为“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的春秋战国时侠客画像，《结客少年场行》为“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洛阳侠客写照，《结袜子》以“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 为刺秦的高渐离、刺吴王之专诸传神，《行行且游猎篇》为“猛气英风振沙碛”的边城游侠儿剪影，《白马篇》塑造出一个从早年“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到“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 的五陵游侠儿的形象。上述人物形象中，大多寄托了李白自己的人生理想。诗人将自己的人生热情和审美理想灌注其中，故每下笔，皆能栩栩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诗人的自画像。而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对人物事迹的剪裁和叙述来实现的。以《山人劝酒》为例：

　　苍苍云松，落落绮皓。春风尔来为阿谁？胡蝶忽然满芳草。秀眉霜雪颜桃花，骨青髓绿长美好。称是秦时避世人，劝酒相欢不知老。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欻起佐太子，汉皇乃复惊。顾谓戚夫人，彼翁羽翼成。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举觞酹巢由，洗耳何独清。浩歌望嵩岳，意气还相倾。

　　商山四皓佐太子之事，见于《汉书·留侯世家》。四皓隐居，《汉书》明确地说是因为刘邦“轻士善骂”，李白诗中，四皓却“称是秦时避世人”，这是将四皓塑造成避秦的隐士，这样就将四皓出山扶太子安刘氏，提升到了乱世隐而治世出的高度，更符合诗中所塑造的亦仙亦隐的形象。根据《汉书》的记载，四皓在见刘邦前，是“客建成侯所”，见刘邦之后“趋去”，并未明言其归山。李白则说“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举觞酹巢由，洗耳何独清”，在安刘氏之后，不居功，不恋禄，重新归隐，与巢由为友，何等高洁。此种对出处进退的理解，正是李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游五湖，戏沧州”(《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一理想的人生道路的实现。叙事学中，特别强调叙事者的立场和声音，它会极大地影响到叙事本身。李白对此应该是有着相当的自觉，故他一方面尊重历史，另一方面也不惮于改作，所以往往出入史传，加以裁剪、增删、捏合，形成个人独特的叙事。这一点，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注意。就像本篇中，对四皓“秀眉霜雪颜桃花，骨青髓绿长美好”的描述，亦仙亦隐，而且在古人的心目中，隐居往往兼有求仙的目的。下文又“称是秦时避世人”，显然受到《桃花源记》叙事的影响。从前我们叙《桃花源记》中桃源人的仙化，多援引王维《桃源行》，其实李白此首，也是这方面的例子。

　　三

　　刘宋以来，诗歌创作趋尚新变，汉魏乐府叙事、言志的传统开始衰落。齐梁时期，文人乐府的创作又受到民间新声——吴声西曲的影响。吴声、西曲篇体短小，多是对儿女之情的自然抒发。文人模拟之作，也多为抒情短章，风格轻艳，叙事的因素进一步减弱了。李白乐府是以拟古为基本创作方法的，他模拟的对象，不仅有汉魏乐府，也有六朝乐府。王世贞说，“青莲拟古乐府，以己意己才发之，尚沿六朝旧习” ，已经注意到李白与六朝乐府的渊源关系。但李白不是单纯地模拟六朝旧题，而是在拟古的同时革新乐府的传统，故虽出于六朝，而高出六朝。李白革新六朝乐府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模拟旧题时，恢复汉魏乐府叙事和比兴的传统，所谓“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

　　晋宋乐府诸家中，李白对鲍照乐府取法最深。鲍照和李白乐府的共同点，主要在于其抒情之骏快跌宕，故杜甫以“俊逸鲍参军” (《春日忆李白》)称之。李白在模拟鲍照乐府时，往往增加叙事的因素，情、事相生，抒情效果反而更加强烈。以《北风行》为例，它本于鲍照《北风行》，都是“伤北风雨雪，而行人不归” ：

　　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李白)

　　北风凉，雨雪雱。京洛女儿多严妆。遥艳帷中自悲伤，沉吟不语若为忘。问君何行何当归，苦使妾坐自伤悲。虑年至，虑颜衰。情易复，恨难追。(鲍照)

　　鲍照之作以抒情为主，以音节摇曳取胜;李白则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首叙事性突出的抒情之作。例如形容风雪严寒，鲍照仅“北风凉，雨雪雱”六字，李白则衍为六句，以议论驱遣神话，谓极寒之地，晨旦尚有光明，此地则北风怒号，令日月无光，唯有如席之燕山雪花吹落于轩辕台上。此言北风之威虐，远胜传说中的烛龙之神，神睁眼之时，尚有光明，而北风于人，则全无怜悯。“幽州思妇十二月”至“焚之已成灰”，写思妇“停歌罢笑”，蹙眉倚门，以望行人，并以“念君”二字领起，叙出一段丈夫提剑救边，死于长城，永不再归的恨事。又在此生离死别的叙述中，聚焦丈夫别时所赠之“一双白羽箭”，别后竟任其蛛网生尘，盖因触目伤情，故焚之成灰，由此写出物在人亡之恨。李白此篇，北风吹雪不仅是幽州思妇伤远人的触媒，也是丈夫苦寒戍边的背景，更是思妇丧夫之后寒苦之内心世界的外化。从情、景、事的关系来说，本篇正是借北风苦寒之景来展开抒情和叙事的，而叙事的内容有二：一是思妇自身的行动，如停歌罢笑、倚门望归这样情不自禁的举动，以及为了排遣愁恨而做出的焚却旧物之举，都是由情感支配的行动;二是丈夫提剑救国最终捐躯之事，则通过妻子的回忆来展开，也带有强烈的情绪。所以虽然事的因素突出，却仍不失强烈的抒情性，可以说是以事来写情的典范之作。尤其像开头四句，连用“犹”“何不”“惟有”等虚字(词)，已将读者带入一种浓烈的情绪中。中间一大段以事见情，而以“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收梢，让我们联想到铙歌《有所思》“摧烧之，当风扬其灰”，既“焚”而仍“念”，正见相思之深。末二句“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以黄河可塞为喻，犹《上邪》以“江水为竭”为喻，凿空乱道，正见此恨难消。也可见李白此篇，虽本鲍照，实兼取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而自铸伟词。

　　李白于齐梁乐府旧题，亦多所模拟，而能兼取汉魏，故学而能变。胡应麟说太白“《乌夜啼》《杨叛儿》《长相思》诸篇，出自齐梁”。这里即以《杨叛儿》为例加以说明。《杨叛儿》本是齐童谣。其本事，《通典》谓：“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曰杨旻，少随母入内，及长，为太后所宠爱。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所欢。’语讹，遂成杨叛儿。” 《乐府诗集》卷四九收《杨叛儿》属清商曲辞西曲歌，共八章，其二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 李白《杨叛儿》，显然是据西曲歌《杨叛儿》改写的：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乌啼白门柳”一句，自“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檃栝而来。西曲歌多隐语，杨柳寓杨旻之姓氏。“杨柳可藏乌”，暗示男女幽期秘会，李白以“乌啼隐杨花”拟之，又接以“君醉留妾家”，将此一层意思揭示出来，也照应了开头两句。而以“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作结，写两情之欢洽，艳而能雅，亦夺胎于“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变朴质为高华，实为千古未有之妙笔。就章法而言，西曲歌是典型的抒情短章，事在象内，含而不吐。而李白在改写时，情、景、事杂出，叙事的因素明显增加了。开头两句，“君歌”“妾劝”虽是叙事，但郎情妾意，已摇荡其中矣。《杨叛儿》唱的原本就是男女幽期秘会之情事，所以“君歌《杨叛儿》”不啻于情挑，而“妾劝新丰酒”则相当于女子的回应和邀约。三、四两句说，关情之处，在乌啼之白门柳。这两句是眼前之景，也暗示曲中所写之事。再由“乌啼隐杨花”引出“君醉留妾家”之事，这是两情相悦的发展，也意味着曲中所唱之事在现实中发生了。末二句是留宿妾家时室内之景，暗示两情如一，如同香烟一气，景中见情，也暗示男女之事。概括而言，李白这首诗，每四句一个单元，先叙事再写景，所写之景是事(幽会)的环境，也是事的延续，而情在其中矣。这种境界，正是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所推许的“情、景、事合成一片，无不奇丽绝世”。换句话说，李白在有限的篇幅中，恢复了汉魏乐府叙事的传统，而又无损于《杨叛儿》曲的抒情效果。李阳冰《草堂集序》称赞李白让“梁、陈宫掖之风”“扫地并尽”，李白以汉魏叙事充实齐梁乐府，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琴曲《双燕离》，其古辞早亡。《乐府诗集》录梁简文帝之词，多铺叙其双飞情好，不脱齐梁习气。沈君攸则将其双飞与孤飞对照着写，而于其相“离”之事，仅用“幕上危，双燕离”一笔带过。李白之词，实是对沈君攸之词的改造：

　　双燕双飞，双情想思。容色已改，故心不衰。双入幕，双出帷。秋风去，春风归。幕上危，双燕离。衔羽一别涕泗垂，夜夜孤飞谁相知。左回右顾还相慕，翩翩桂水不忍渡，悬目挂心思越路。萦郁摧折意不泄，愿作镜鸾相对绝。(沈君攸)

　　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羡。玉楼珠阁不独栖，金窗绣户长相见。柏梁失火去，因入吴王宫。吴宫又焚荡，雏尽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忆故雄。双飞难再得，伤我寸心中。(李白)

　　很显然，李白用宫中燕的形象取代了巢幕之燕的形象，并在后四句中展开了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因京城的柏梁台失火流徙至吴王宫，吴宫又被焚毁，巢空雏尽，仅余一身。“柏梁”四句，颇为痛切，隐然以失巢之燕自比，巢空雏尽，犹李白《万愤词投魏郎中》所自陈“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则柏梁台寓玄宗之朝廷，吴王寓永王璘，故《李白诗文系年》“疑是太白流夜郎别妻宗氏有感而作”。“吴宫又焚荡，雏尽巢亦空”二句，似本鲍照《空城雀》“犹胜吴宫燕，无罪得焚窠”，言己无罪也。相比沈作，不仅事的因素增加了，而且兼用比兴，抒情更为深挚。

　　乐府七绝本出于梁陈七言四句体。李白乐府七绝，虽出于齐梁，“而高畅俊逸，观者知其为太白”。如《横江词六首》其五脱化于萧纲《乌栖曲四首》其一，即以叙事为抒情之体，一洗绮艳，风骨飘然：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李白)

　　芙蓉作船丝作，北斗横天月将落。采莲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萧纲)

　　李白之作，用行动和对话，构造出一个生动的场景，如同故事中截出的一个片段，给予读者真切的在场感。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说诗之“叙事叙语”，不能只用史家“檃栝生色”之法，而当以“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为要。李白此种，可以当之。从叙事的技巧而言，萧作前两句全为景语，后两句平铺直叙，事隐而情显。李作开头两句，点出人物(津吏、余)、地点(横江馆前)和情节(东指海云生)，后两句劝阻之语中，又揭示出郎“今欲渡”和“如此风波不可行”之间的矛盾，并在高潮到来之前戛然而止，余味无穷，可谓深谙叙事之法，兼得抒情之三昧。其《小放歌行》也是以一戏剧性的小事来表现男女冶艳之情：

　　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

　　虽脱胎于梁陈宫体，但觉豪迈风流、令人忘俗。此种剪影式的手法也可用以塑造人物，如《少年行二首》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就像是电影中的一个长镜头：洛阳城金市东，少年在春风中纵马疾驰，马蹄踏过落花，终于停下，少年笑入胡姬酒肆中。七绝体制短小，本不利于叙事，故李白往往采取上述剪截的方式，这一方式成为乐府七绝叙事之一种。晚唐杜牧专学此种。

　　胡震亨说：“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指；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繇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作略。”从叙事的角度看，“夺换”意味着在叙旧题之本事的同时，与诗人所寄托之事相生发，故在叙述时不能如杜甫新题乐府一般首尾叙事，而是往往利用嫁接、裁剪、捏合等方法来令旧题之本事与寄托之今事相射。这种旁射映带之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着深厚的传统，诸子尤其是《庄子》，即以善于寓言而著称。龚自珍称李白“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李白乐府的叙事艺术，夺换之外，尤擅取譬，史传之外，实亦有得于诸子。

　　文献引用格式

　　刘青海.论李白乐府对诗歌叙事传统的发展[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03):70-78.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王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