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别集编纂与文学观念研究的四个维度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作者简介

　　何诗海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历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汉魏六朝文学、明清文学研究。出版专著《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以明清集部著作为考察中心》(中华书局2023年版)、《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

别集编纂与文学观念研究的四个维度

核心提示

　　别集的主要功能是收录、保存作品，不像选本性总集那样，具有显著的文学批评功能。然而，别集内容、编次体例都比总集复杂，在文学思想和观念研究上自有其重要价值。探讨别集编纂与文学观念的关系，主要可从别集收录范围、编次体例、副文本以及别集编纂过程四个维度展开研究。

内容精选

　　总集、别集都是考察作家作品最基本、最重要的文本依据。而“择优汰劣”的批评功能、广收众家之作的体例和分体编次的传统，使总集在文学批评、文体分类和文学观念的探讨上比只收一家之作、文体类目相对简单的别集更具优势，相关研究成果也极其丰富。至于对别集的研究，或关注别集文献整理，如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两套大型丛书的出版，为别集研究提供了众多充分吸收当代整理、研究成果的点校本、笺注本;或着重通过对别集所录作品的解读、分析、考量，来探讨作家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文学观念、创作成就、文学史地位等，很少从别集编纂角度综合考察其所蕴含的文学史信息和文学观念演变。

　　新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已重视从文献编纂角度考察别集，如曹之《唐代别集编撰的特点》(《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6期)、王兆鹏《宋代诗文别集的编辑与出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巩本栋《论清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陈文新等《明代状元别集文体分布情形考论》(《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刘明《汉魏六朝别集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李成晴《唐集体例笺证》(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以及何诗海《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以明清集部著作为考察中心》(中华书局2023年版)等，对历代别集整理概况、编纂过程、编次体例的认知有所推进。但从总体看，这些成果多属于文献层面的研究，较少从中挖掘文学思想、观念意蕴。其实，别集与总集都属集部，既有共性，又充满个性，在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史研究上，具有总集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首先，别集兼收著述和辞章，内容比仅收单篇辞章的总集丰富、复杂。其次，别集的数量远远超过总集，尤其是明清时期，别集呈几何级数高速增长，其内容和体例也都表现出迥异于传统文集的鲜明特色，从而为研究别集功能及文学观念的嬗变，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和独特有效的视域。其中别集收录范围、编次体例、副文本和编纂过程，是别集编纂与文学观念研究最重要的四个考察维度。

　　一、别集收录范围与文学观念

　　文集产生于汉魏六朝，其背景是以诗赋为中心的文人辞章的兴盛。现存第一部文章总集《文选》，确立了文集只收以能文为本、富有藻彩的单篇辞章，不录经、史、子著作的传统。而“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则体现了六朝人对别集性质和收录范围的共识。这种传统与共识，虽在后世得到继承，但也出现了新变。如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录《非国语》二卷、宋陆九渊《象山集》录《语录》四卷等，都在诗赋辞章之外，收录了本当自成卷帙、单独刊行的著述。不过，唐宋时期这种现象并不常见，而明清时期则蔚为风气。明朱升《朱枫林集》、刘基《刘文成公集》、宋濂《宋学士文集》、陈真晟《陈剩夫集》、夏尚朴《东岩集》、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杨慎《升庵集》、游震得《让溪集》、韩邦奇《宛洛集》、欧阳德《欧阳南野集》、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冯从吾《冯少墟集》、李材《观我堂摘稿》等，清朱鹤龄《愚庵小集》、谢文洊《谢程山先生集》、李光地《榕村集》、孙奇逢《夏峰先生集》、陈廷敬《午亭文编》、沈彤《里堂集》、凌廷堪《校礼堂集》、张祖年《道驿集》、储大文《存研楼文集》、阮元《揅经室集》、焦循《雕菰楼集》等，都在传统诗赋辞章之外，大量收录论学之作，或考证经史，或阐发义理，体现了别集辞章功能的淡化和论学功能的崛起。

　　明清别集辞章功能的淡化和论学功能的突显，特别体现在有些别集几乎不录诗赋辞章，专收论学之作。如李材《观我堂摘稿》十二卷，“凡《大学古本义》一卷，《书问》十卷，《杂著》一卷，皆其讲学之文也”；冯惟讷为其师欧阳德编《南野文选》，“于全集仅十分取一，然德在朝著述，如建储、灾异诸疏，皆能言人所不能言，而是编不载，则惟讷等所录，皆讲学之文故也，是可以观明儒之所尚矣”。李材、欧阳德以理学名世，不论其本人还是弟子，都最重其理学家身份和贡献，故编纂文集时以其讲学之作突显这种身份，而不及诗赋辞章。又，清代考据学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以考据著称的文集，如顾炎武《亭林文集》、汪师韩《上湖分类文编》、沈彤《果堂集》、戴震《戴东原集》、杭世骏《道古堂文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孙星衍《问字堂集》等，皆其中久负盛誉者。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传统的叙事、议论文体，如序、跋、论、说等，在清人笔下，皆成为考据文体，诚如朱一新所论：“序、跋、书后之类，原不必尽用考证，近人则无不以考证当之，而文法绝不讲求”，并责问曰：“言之既不成文，何以名为文集？”这种严厉批评，正说明清代别集论学风气之盛以及对辞章艺术的轻视。

　　明清别集收录原则和范围的巨变，原因很复杂。大体来说，是学术新思潮的兴起、文化价值观的嬗变、诗赋辞章地位的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别集性质、功能的变化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先秦时期，“文”与“学”浑融未分。汉魏以迄隋唐，是别集产生并在目录学上获得独立地位的时期，诗赋创作高度繁荣，地位不断高涨。别集收录范围和编次体例逐渐成熟、定型，“文”“学”畛域日益分明。宋代理学兴起，重理学而轻艺文，出现了“作文害道”“诗日进，而道日远”等论调，对诗赋辞章的地位产生了较大冲击。就非理学家身份的一般文人言，宋人对“文”“学”关系的认识也产生了重要变化，强调读书、博学的重要性，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批评创作未臻佳境者“只是读书未精博耳”。因此，在“文”“学”关系上，宋人不像六朝隋唐那样强调两者的独立和分离，而是主张“以学济文”，强调学对文的相剂与融合。在这种观念下，宋代别集收录学术著作逐渐增多，当然，并未蔚为风气，诗赋辞章，始终是别集的主体与核心。

　　明清时期，别集收录范围和编纂体例更为多元化。一方面，随着理学思想深入人心，对文学载道、经世功能的强调，使诗赋辞章的地位进一步弱化。杨士奇直谏明仁宗“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李贤视诗“为儒者末事”，徐湘潭谓“诗之佳者，亦大半是风云月露、花草景物应酬之空言”。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别集大量收录以载道、经世自命的讲学著述，甚至以语录、讲章高踞卷首，以突出其重要地位，就不难理解。另一方面，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大批收录考据之文的别集涌现，如韩邦奇《苑洛集》、戴震《戴东原集》、段玉裁《经韵楼集》等。考据学家多以考核经史、博闻强记为尚，专注学问，不屑于诗赋辞章，认为古今学问之途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乃等而末者，高倡“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考核益精，文章益盛”。风气所及，甚至连以骈文著称的汪中，在编订文集时，以考订经史之作为内集，诗赋辞章为外集，而名其集为“述学”，足见重学轻文之意。

　　当然，理学家或考据学家重学轻文，多少有些因自矜身份而带来的偏激。就明清一般文士言，为了矫正心学末流束书不观、浮谈无根之习和应酬诗文庸滥陈腐、浅薄空洞之弊，往往比前人更重视学养，更强调文章根柢经史，以学为本。祝允明《答张天赋秀才书》：“学者，士之食也；质者，学之田也；才者，学之稷也；功者，学之耒也；文者，学之饎也。”以学为士之食，无食则不能存活；而文仅是学之饎，可见，对士人而言，学比文更为根本。王世贞自编《弇州四部稿》时，将所录文章分为赋、诗、文、说四部。说部单立一类，与传统诗文并列于文集中，这在目录学史和文集编纂史上都是一大创举。究其动因，王世贞作为文坛盟主，素以文章、博学自命，不甘仅以文人自居，故在文集中以诗赋等正统文体表现“文章之美”，以说部表现“学问之宏”，从而践行其文章、学术俱臻极盛的理想和追求。单就文章言，中年之后的王世贞，认识到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的偏激，开始调整复古策略，扩大稽古范围，高倡文学创作“师匠宜高，捃拾宜博”，唯有“才周而溢，学积而宏”，方能造就博大饶美的艺术境界。这必然对作家广博兼综的学养提出极高要求。钱谦益《题杜苍略自评诗文》曰：“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蜇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灵心、世运与学问一起构成影响诗文创作高下的三大要素。而钱氏心中的“学问”，首先是经史之学，“以经经纬史为根底”。其次是前代文学传统，资以观澜索源，转益多师。黄宗羲《马虞卿制义序》：“昔之为诗者，一生经史子集之学，尽注于诗。夫经史子集，何与于诗？然必如此而后工。”诗虽吟咏性情，但淬炼了四部之学，故必博学兼综方能工诗。王士禛虽倡神韵说，但也主张学问、性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学力深始能见性情”。翁方纲甚至径以考据入诗，“每诗无不入以考证，虽一事一物，亦必穷源溯流，旁搜曲证，以多为贵”，虽然极端，足窥一时文学风气。

　　在传统文学批评中，从南朝钟嵘到宋代严羽，一直强调诗歌创作主要依赖天赋才情而非学问，文之写作则更倚重学问。明清诗论却如此强调学问，则文与学问关系之密切，更易想见。章学诚认为，清真乃“今古论诗文之准则”，“清真者，学问有得于中，而以诗文抒写其所见，无意工辞，而尽力于辞者莫及也”，“毋论诗文，皆须学问，空言性情，毕竟小家”，“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在章学诚看来，不论诗还是文，都以学问为根本，甚至诗文本身就是表见学问的工具。别集源于先秦诸子，本就是鸣专门之学的著述。后世专家之学衰微，遂使别集沦落为收录诗赋辞章等“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的渊薮。为了克服文集空洞无聊、肤滥陈腐的弊端，章学诚提出“以诸子家数行于文集之中”，从而提高文集品位，恢复其表见专门之学的功能。《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曰：“执事才长学富，胆大心雅，《问字堂集》，未为全豹，然兼该甚广，未知尊旨所在，内而身心性命，外而天文地理，名物象数，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不包罗，可谓博矣。”《问字堂集》所录皆孙星衍考据经史之文。章学诚对考据之学并不热衷，平素论人论学也极严苛，却对《问字堂集》颇为赞赏，显然因此集符合其以文论学的文集理想。又，王念孙云：“夫文章者，学问之发也。若草木然，培其根而枝叶茂焉。”章氏为史学家，王氏为考据家，二人在治学理念和方法上有重大差异，但都不约而同把文章作为发挥、表见学问的工具，可见一时风气。在这种观念驱使下，别集大量收录论学之作，自然不难理解。

　　二、别集编次体例与文学观念

　　一部已经定稿的文集，在收录范围和内容明确后，最重要的问题是采用何种体例汇聚众多作品，而体例的选择，往往取决于文集编纂者的文学理念。万曼《唐集叙录》曰：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等于明人刊行唐集，喜欢分体一样，都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面貌。万曼此论，因王钦臣分类编次《韦苏州集》而发，既有精识卓见，又有可商榷处。《文选》确立了中国古代文集编纂的基本传统。此书在一集类目上，分体编次，而赋、诗等作品众多的重要文体，又按题材或主题分京都、田猎、宫殿、物色、述德、公宴、游览、咏怀等，形成二级类目。唐编文集，大体沿袭《文选》体例，以分体为主，偶有分类编次者。分体如李汉编《昌黎先生集》、刘禹锡编《柳河东集》等，分类如李吉甫编《丽泽集》、樊晃编《杜工部小集》等，而白居易自编《白氏长庆集》，则兼用分类、分体法。可见万曼“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类，也不分体”之论，并不准确。宋编文集，固有沿袭传统分体编次者，如方崧卿《韩集举正》、王禹偁《小畜集》、欧阳修《六一居士集》等，而越来越多采用分类编次者，除王钦臣编《韦苏州集》外，尚有宋敏求编《李太白集》《孟东野集》、王洙等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不胜枚举。故万曼称“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洵为有识。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宋初稽古右文，朝廷组织编纂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四大类书，除《文苑英华》外，其他三种都是分类编纂。众所周知，类书之编纂，素有备操觚者寻检故实、采掇辞藻之用。尤其是开国之初的官修类书，往往对一代士人的文化旨趣、文学观念、创作实践起重要导向和形塑作用。宋人编纂文集，受官修类书的影响，偏爱分类编次，自是理所当然。二是宋代文学风气的影响。宋人在唐诗高峰的阴影下，努力腾挪出新，在两个方面获得了较大突破。首先是题材上，宋人极力拓展诗歌吟咏范围，除了传统题材，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细物，无不成为诗料，如梅尧臣咏苍蝇、跳蚤，苏轼咏水车、秧马等农具及河豚、馒头等食物，黄庭坚咏猫，杨万里咏獾，范成大咏连枷等，都是宋代之前从未有过的诗料，体现了宋人有意拓宽诗歌题材的主观努力。这种努力，使宋人特别关注文学题材问题，并在编纂文集时更多采用按题材或主题分类编次的体例。其次是艺术手法上，宋人不拘文体规范，热衷于破体为文、以文为诗，从而别开生面。这种创作风气使宋人不甚关注文体辨析，编纂文集时自然较少采用分体编次的体例，而更倾向于分类编次。

　　明代诗学发展，是在对宋诗的反思、批判中展开和推进的。明人继承了严羽标举盛唐倡言妙悟及“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歌审美追求和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批判，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明代文学发展近两百年的文学复古运动。复古必须确立师法对象和文体典范，而这正是通过辨体制、溯源流、明正变、品高下来实现的，所谓“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辨体批评因此成为明代文学批评的核心。吴讷《文章辨体·凡例》曰：“文辞以体制为先。”胡应麟《诗薮》曰：“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文章以体制为先，几乎成为这一时代的共识。故明人反复强调“诗有诗体，文有文体，两不相入”，“诗文各有体，不辩体而能有得者，未之前闻也”。徐师曾指出，“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辩当愈严”。在这种观念驱使下，明人所编文集，不管总集还是别集，是前代之集还是当代之集，都热衷于分体编次，因为只有分体编次，才便于系统考察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体性特征和写作要领。总集如高棅《唐诗品汇》、黄溥《诗学权舆》、吴讷《文章辨体》、黄佐《六艺流别》、徐师曾《文体明辨》、许学夷《诗源辩体》、王志坚《四六法海》、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等，别集如宋濂《宋学士文集》、刘基《刘文成公集》、高启《凫藻集》、杨荣《杨文敏集》、程敏政《篁墩集》、李东阳《怀麓堂集》、李梦阳《空同子集》、何景明《大复集》、康海《康对山集》、王慎中《遵岩集》、茅坤《白华楼稿》、李攀龙《沧溟集》、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等，都是分体编次的。当然，这里所列的别集，都是明人编刊的本朝文集。明人整理、编刊前代文集，也多采用分体编次的体例。以明编唐集为例。明代宗唐风气笼罩整个文坛，传存的唐人别集，几乎都得到明人的重编、重刻，而体例以分体为主。如成化九年丘文庄刻《曲江集》、弘治杨氏刻本《陈伯玉集》、正德十三年刊《唐翰林李白诗类编》、正德十五年刊《岑嘉州诗》、嘉靖三十一年刊《王子安集》、嘉靖三十一年董氏刊本《元氏长庆集》、明铜活字本《高常侍集》、万历三年刊本《杨盈川集》、万历四十年刘世教编校《李翰林全集》等，皆分体编次。尽管明编文集中也有分类编次的，如纪振伦《乐府红珊》等，但其数量和影响力远远不能与分体编次者相比。可见，万曼称“明人刊行唐集，喜欢分体”实不刊之论。其深层原因，并非对《文选》传统的机械沿袭，而是复古思潮笼罩下的辨体风气。

　　在分体编次的文集中，文体分类是否得当，不仅是文体学问题，也涉及图书编纂发凡起例问题，一旦分类失当，则体例乖舛。徐枋《居易堂集》卷首“凡例”曰：“文章重体类。《书》曰辞尚体要，《易》曰方以类聚。既有体，斯有类矣，自古编辑之家綦重之。苟体之不分，则类于何有？然此犹就其疑似豪釐之间言之，犹五榖皆榖也，而菽麦不可不辨；五金皆金也，而铅锡不可淆于黄金耳。若直非其类而讹舛淆杂，则吾不能知之矣。”认为体类不分，则全书体例讹舛淆杂，故当引起文集编纂者高度重视。徐枋还批评李汉为其师韩愈编集，“于文之体类既有所讹，即于其自为书之例又有所戾”，如《溪堂古诗》入“杂著”，《石鼎联句》入“序”，《为宰相贺白龟状》在三十八卷“表状”类，而《贺张徐州白兔状》入十五卷“书启”类，皆进退失据，自乱体例。章学诚也认为文集之类聚区分，关乎“编辑纂次之得失”，并批评《文选》以赋冠首，体例失当，盖“论时则班固后于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赋都应居诗之后，而后世文集，不管是总集还是别集，多有盲从《文选》陋例者。可见，在分体编次的文集中，要使体例精当，除了文体分类、作品归类得当，还要对文体源流演变有准确把握。章氏所论，实际上提出了文集编纂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所录文体如何序次，尤其是以何种文体冠首。赋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为文人所推重的文体，故萧统编《文选》以之冠首。明清别集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编次传统，每以诏诰敕令、章表奏疏、试策、语录、讲章等冠首，体现了官僚之文、科举之文、学者之文的强势崛起和文体价值观的多元化。就文人之文言，传统诗赋也逐渐丧失了在文体谱系中的绝对优势，传、记、序、书、论等，常冠别集之首，以彰显其在作者生命旅程和文学创作中的特殊意义。可见，冠首文体是别集编次体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透露出文学思潮、文体观念嬗变的消息。

　　清人编纂文集，不管是重编前代文集，还是自编文集，在分体之外，又多有编年纂次者。胡世安《秀岩集》、耿介《敬恕堂文集纪年》、查慎行《东坡编年诗补注》、冯浩《玉溪生诗笺注》、方世举《昌黎诗编年笺注》、杨伦《杜诗镜铨》、仇兆鳌《杜诗详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谭宗浚《荔村草堂诗钞》等，皆分年编次。清人对采用编年体例有明确的理论自觉。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例略》曰：“叙诗之法，编年为上，别体次之，分类又其次也。”杨伦《杜诗镜铨凡例》曰：“诗以编年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壮，交游之聚散，世道之兴衰。诸本编次互有不同，是本详加校勘，使编次得则诗意易明。”邵长蘅《注苏例言》曰：“常迹公生平，自嘉祐登朝，历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三十余年。其间新法之废兴，时政之得失，贤奸之屡起屡仆，按其作诗之岁月而考之，往往概见事实，而于出处大节、兄弟朋友过从离合之踪迹为尤详，更千百年犹可想见。故编年宜也。”三家皆以为，在诗集编纂诸种体例如分体、分类、编年中，以编年为最佳，因编年便于展现作者生平履历、交游聚散、出处大节、世运兴衰，为准确理解作家的创作动机、作品主旨、内容及思想感情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理念，一方面是孟子倡导的“知人论世”的阐释和批评传统在清代的回响，另一方面，和明清之际独特的文集观密切相关。自杜甫得“诗史”之誉后，其诗文作品及文集往往被赋予补史、证史、考史功能。黄宗羲《南雷文定》凡例：“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赞赏姚燧、元明善文集多载宋元兴废之事，可补史书不足。黄宗羲撰写了许多传记、行状、墓志，表彰易代之际身份不显而忠贞守节的逸民奇士。这些人地位卑微，无缘进入国史，但其事迹、人格足以彪炳千秋，不可湮没于历史尘埃中。故其文与姚燧、元明善一样，具有重要史学价值。黄宗羲曾经感慨“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俟后人之拾掇，然而泯灭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其所撰之文，某种意义上正是为这些草野之民修史。当然，这仅是就文集中关涉写作对象生平事迹的题材阐发其史学意义。事实上，对作者自身而言，别集所录一切作品，都能反映其生平时事，折射其心路历程，故早在黄宗羲之前，黄云已有“文集者， 人一身之史也， 终身履历于是乎见”之论。此后章学诚更是高倡“文集者，一人之史也”，主张著书作文“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这种以别集为作者之史的观念，与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相结合，促成了清代别集编纂偏重编年体例的风气。

　　三、别集副文本与文学观念

　　副文本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先提出的概念。副文本指与文学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正文本”相对，附缀、环绕或穿插于正文本周边的文字、图像等。就古代文集言，副文本主要包含目录、序跋、题词、封面、插图、牌记、凡例、笺注、评点等形式。其中与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表达关系最为密切的，有标题、序跋、凡例、评点等。

　　别集标题的命名，有常规方式和特殊方式。常规方式一般由宣示著作权的作者姓名、字号、籍贯、职官等和表示文集属性的集、诗集、文集、稿、钞、录等组成，如《李太白集》《韩昌黎文集》《杜工部诗集》《归愚文钞》等。此类标题一般和文学观念无关。别集的特殊命名方式，从标题中看不出作者信息和文集属性，却往往有特殊寓意，如顾梦圭《疣赘录》、庄起元《漆园卮言》、张涵《奚囊蠹余》、曹尔堪《客装》、张符骧《依归草》、凃伯昌《凃子一杯水》等。此类标题，是经过作者精心淬炼的“文眼”，为考察作者的文学观念提供了重要窗口。以张符骧《依归草》为例。此集卷首有朱书《序》，其文曰：“良御心折熙甫，故名其集曰‘依归’。”可见张符骧因推崇归有光而自名其集为《依归草》，揭橥宗法震川之旨。又，卷首《总论》引薛方平语：“良御与熙甫神会，时杯茗款接，举熙甫之文沉吟数过，低回流连之际，令人有无穷之想，一如河南当日之所为说诗者。故其所自为文，尽破王李之陋，无所谓佶屈聱牙者。虽谚语常称，随手变化，取其达意而止。又善往复驰骋，呜咽跌宕之气，寓于纡徐委备之中，宛然一熙甫矣。”归有光文从欧阳修入，在学古路径上与宗法秦汉、声势煊赫的七子派尖锐冲突，是扭转文风的关键人物，四库馆臣誉之曰：“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张符骧心折归有光，追摹其文而得其神韵，可见“依归草”集名虽仅三字，却集中体现了作者在明清古文转型之际，摆脱七子派桎梏，问途唐宋以开新局的文学观念和立场。

　　序跋是开展文学批评、阐发文学观念的重要体式，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文献量最为丰富的副文本。汉唐之际的《毛诗序》、《尚书序》、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郑玄《诗谱序》、萧统《文选序》、陈子昂《与东方左氏虬修竹篇序》、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白居易《新乐府序》、李商隐《樊南甲集序》，宋代以后杨亿《西昆酬唱集序》、朱熹《诗集传序》、王柏《跋昌黎文粹》、高棅《唐诗品汇序》、李东阳《春雨堂稿序》、何景明《明月篇序》、唐顺之《文编序》、王世贞《何大复集序》、李贽《忠义水浒传序》、钱谦益《题归太仆文集》、方苞《古文约选序》、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等，皆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许多重要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都是借书序或文集序来阐发的。文集序跋作为古代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研究的文献渊薮，已是文学史和批评史常识，兹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别集数量急剧增长，各集卷首大多有序，且出现一集多序现象，如陆深《陆文裕公文集》有曹一士、陆起龙、徐阶等作9篇序跋，而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竟有杨守益、胡宗宪、钟惺、赵贞吉等所撰30多篇序跋，这使明清别集序跋的数量飞速增长。这些海量序跋，往往有交际应酬性质，其赞美、推崇之语，不可轻易信以为真。但从赞美、推崇的角度，可窥时人的文学观念、价值追求，因此仍有其研究价值。

　　明清别集中最有时代特色的副文本是凡例。虽然别集收录一家之作，作品数量和文体种类都比不上总集，故其发凡起例的迫切性不如总集，然而，由于明清图书编纂中撰写凡例蔚为风气，故仍产生了不少别集凡例。这些凡例除介绍文集编纂过程、编次体例外，多有阐发文学观念、开展文学批评的功能。归庄《震川先生集》凡例：“《文选》诸书，诗在文前。今以府君所专攻者文也，诗不过余兴及之，篇章亦不多，故从《柳子厚集》之例，以诗居末。”自《文选》之后，诗赋韵文居前，散体文居后，是文集编纂通例，体现了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观念。明清时期，这种观念已被打破。许多文集编纂者，往往把作者最擅长、最得意或作者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文体置于卷首，以凸显其地位。归有光的文学创作以文著称，诗名不显，数量又少，故编次文集时，以文居先，诗仅一卷，置于卷末。这一方面说明传统诗赋不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文集编纂观念的变化，《文选》确立的编纂传统已经动摇。又，储掌文《云溪文集》凡例曰：“著作不难于议论，而难于叙述。盖议论则易涉纵横，叙述则必准绳尺，此司马氏、班氏所以独有千古也。先生集中不屑以论著炫奇，而一卷、二卷中家传、传略煞具史才。”尊叙事而卑议论，以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著述为古文正宗，倡言史才对文章写作的重要性，是清代文章观念的显著特色。又，易士著等《南沙文集凡例》曰：今人动称体格。先生诗文咸直举胸臆，不为近习所拘。尝极辨何仲默“古诗之法亡于谢”“古文之法亡于韩”二语非是，以为彼称陆诗语俳而体不俳，谢诗则体、语皆俳。体不俳者，谓意少，体俳者谓意多也。夫《三百篇》类每章一意，《谷风》六章六意，《七月》八章八意，《绵》九章九意，《节南山》《卷阿》皆十章十意，《柳》十二章十二意，《正月》十三章十三意，《桑柔》十六章十六意。若欲体不俳，每篇只可一章，以是知古诗之法不亡于谢也。又昌黎陈言务去，其奇祖《易》，其浮夸祖《左氏》，其佶屈聱牙祖《殷盘》《周诰》，彼《进学解》已自逗露矣。若以为篇法章法不合规矩，《史记》《伯夷》《荀卿》《孟子》列传以论为传，王褒《四子讲德》以记为论，孔稚圭《北山移文》以赋为文，任昉、王文宪集以传为序，又宋玉《招魂》叠下一百十个语词，邹阳《狱中上书》连用五十七个，古人如此类者不可胜纪，少所见则多所怪。以是知古文之法不亡于韩也。

　　体格指体制格调，是明代复古派评论诗文的重要标准。何景明因谢灵运诗造语、体制皆俳，古意荡尽，故将谢诗摈斥于古诗之外，并倡言“古诗之法亡于谢”。洪若皋从俳体与表意之丰俭关系切入，以《诗经》中大量作品为证，认为《诗经》已多体俳意丰之作，不可以体之俳否界定古诗，古诗之法从未消亡，“亡于谢”之说自然不成立。又，复古派认为秦汉文格高调古，无意于文而文自工。六朝骈体盛行，富有藻彩、偶对、声韵之美，然多直抒胸臆，挥洒自如，符合语言自然规律，非刻意追求所得。至韩愈毅然以复古自任，宗秦汉而轻六朝，刻意避骈求散，有明确的行文法则牵束笔端，此有意为文之始，虽以复古号召，实则破坏了古文体制格调，故何景明称“古文之法亡于韩”。洪若皋认为，韩愈之文取法先秦经典，深得古意而自成一家。文章唯法古而新变，方有生命力，不可食古不化，拘于形貌。若一切裁以后人心目中之体格，则宋玉、司马迁、邹阳、王褒等秦汉作家，多有破体为文、不合体格者，不独韩文如此。可见，“古文之法亡于韩”之论也不能成立。这些观点，是对明代声势煊赫的复古思潮的反思、批判，体现了清人复古观念的调整。此外，黄宗羲《南雷文定》凡例、徐枋《居易堂集》凡例、储欣《在陆草堂文集》凡例、恽敬《大云山房文稿》通例、李慈铭《越缦堂骈体文》叙例等，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学观念研究史料。

　　评点是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体式之一，也是古代文学的重要副文本，兴起于宋，至明清而鼎盛。就集部文献看，在很长时期内，评点主要施于总集和为前代人编的别集，为本朝人编集而收录评点，始于明，盛于清。杨一清《石淙诗稿》、马中锡《马东田漫稿》、谭元春 《新刻谭友夏合集》、黄宗羲《南雷文定》、魏祥《魏伯子文集》、魏禧《魏叔子文集》、魏礼《魏季子文集》、侯方域《壮悔堂集》、邵长蘅《青门集》、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法式善《存素堂文集》等，皆密施评点，从中可以考察评点家的文学观念。如李梦阳评《石淙诗稿》卷三《哭华伯瞻二首》：“二诗哀中之哀，情中之情，百世之下有掩卷而不忍读者。”卷五《扫墓》：“凡情多则句自佳。”卷一五《吊竹逸何翁》：“以诗言之，至到之诗；以情言之，至到之情。读之下泪，传之敦俗。”可见，李梦阳评诗，重情感之深挚动人，这正是他作为复古派领袖诗学观念的重要特征。又，丘邦士评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五《与季弟书》曰：“可谓直切矣。看他前前后后有许多婉折处，到直切处又有许多疏落处，此非为文字当如此，亦非欲求巽以入之，事理情理，到此自有此曲折疏落耳。此便是天地间至文。”

　　魏礼性刚，本为美德，却由刚生出疏、褊、傲诸病。魏禧在信中一一直陈其病，并告诫“长此不惩，矜己傲物，驯致大弊”，故丘邦士评“可谓直切矣”。然直切中时时流露出兄长的仁爱体贴、和气婉容，遂使行文委婉曲折、别有情致。在丘氏看来，此皆出于人情事理之自然，譬如水所流经，随物赋形，并非刻意变化生新、摇曳多姿，故成天地间至文。又，吴定 《紫石泉山房文集》录有刘大櫆、姚鼐诸家评语。姚鼐评其卷二 《续归震川〈贞女论〉》文曰：“此篇及前篇说天子、诸侯冠礼，论皆确当，取震川文观之，可见震川虽长于古文，而经学未免稍疏矣。《宗法》下篇，所见亦在震川之上，愿以质诸天下之有识者。”鉴于心学末流空疏不学之弊，明清之际文论家多强调文章要根柢经史、原本学问。桐城派文学理论和创作，深受归有光影响。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唐宋八大家之后，方苞之前，仅录归有光一人，足见推重之至。尽管如此，姚鼐仍然批评归氏疏于经术，影响了其古文成就，可见一时衡文风气和文章观念。明清别集评点中，类似材料极其丰富，值得深入整理、挖掘和利用。

　　四、别集编纂过程与文学观念

　　前文所谈三个维度，即别集收录范围、编次体例、别集副文本，都是基于已经凝定的文本而展开的静态、平面考察。这种考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维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文学史和观念史从来就是一个动态发展、充满变化的过程，如果“不确立起进入过程的学术理念，那么我们的研究很可能会长期徘徊在一个肤浅的水平，不得深入”。就文集研究言，古人自编文集，往往不是凡作必录，而是有所裁择，精益求精。因此，一部别集，从手稿到定稿到刊刻，往往历经体例的调整以及作品的修改、增补、删汰甚至焚弃等漫长过程。曹植《文章序》：“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裴延翰《樊川文集序》载杜牧焚稿事：“明年冬，迁中书舍人，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颜真卿文集，唐编本皆以诗冠首，至南宋人改编，则以奏议居首，次以表，次以碑铭，而以诗居末。欧阳修“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与初稿相较，《居士集》定稿删《本论》三篇为两篇，删《正统论》七篇为三篇，此外，篇目、文字皆有不少差异。叶梦得《避暑录话》载黄庭坚编集事曰：“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此外，陈师道、贺铸、杨万里、刘克庄等，都有类似删稿或焚弃行为，可见古人对承载着个体生命价值和传世期许的文集编纂的认真、审慎。

　　明清时期，文献中关于删改或焚稿的记录更为密集、频繁。如王慎中文章创作初法七子，后悟欧阳修、曾巩古文之妙，于是尽焚旧作，以此宣示古文立场和观念的转变。茅元仪《费元朗传》载元朗“有诗盈帙，尽焚之，只存八首，欲改腕易肠，极深秀之致，仅数十首而死”。魏季瑞《删诗序》：“予既删诸古文辞赋，递及于诗，得五、七言古诗、乐府、近体若干首，律诗若干首，杂言古诗、箴、铭、颂、赞、若干首，四言、五、六、七言绝句若干首。凡五删之，由八十卷而至于二十者有如此。于是作而叹曰：‘夫善取者不如善舍，善改者不如善删。凡博而之约，峥嵘绚烂而之平淡，盖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所以致此者可思也。……予既与友人论之，而复虑夫无以自考也，遂因删改之暇，记其所以言者如此。若夫予之所谓诗，则又安能自知而不以质诸君子?”方东树《半字集序》：“余年十一，尝效范云作《慎火树诗》，为乡先辈所赏，由是人咸以能诗目余，余亦时时喜为之。丙子遭忧，灰心文字，兼悔少作，遂尽取而焚焉。”类似材料，俯拾皆是。可以看出，从文集产生的汉魏开始，直至明清时期，文集编纂过程中的体例调整、作品增删改写，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其原因非常复杂，有的是迫于政治环境、人际纠纷等外在压力，有的出于对文本价值的自我反思而悔其少作，或因文学观念、立场的转变而否定旧作，另辟新途。外在压力导致的删改焚弃，主要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和文学观念关系不大。而悔其少作，体现出创作水平的提高和审美旨趣的嬗变，与因文学立场、观念变化而导致的删改一样，具有重要的文学观念史意义，是考察别集编纂过程与文学观念衍变的有效视域。

　　当然，由于历代文献存世情况不同，从别集编纂过程考察文学观念的衍变，其难易程度和阐释的有效性各有差别。汉唐时期的别集，文献散佚严重。今天能看到的这个时段的别集，绝大部分不是汉唐时期的原貌，而是经过后人的改编，甚至是多次改编。因此，我们只能根据作者自我剖白或他人叙述，知道汉唐时期的作者，在编集过程中有改写、删汰己作的经历，但因原稿不存，无法确切知道内容有哪些改动，删汰了哪些作品，无法展开比较研究。因此，很难从文集编次过程考察汉唐时期作者文学观念的变化。宋代别集中，保持宋本原貌的情况固然不少，但更多也是经明人或清人重新编刊的。因此，要从编纂过程考察宋人的文学观念，虽比汉唐研究更具条件，但史料仍然有限，大量悬疑甚至空白无法得到实证性阐释。如杨万里《诚斋江湖集序》:“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尝举似旧诗数联于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纬，风语燕怀春’，如‘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如‘疏星煜煜沙贯日，绿云扰扰小舞苔’，如‘坐忘日月三杯酒，卧护江湖一钓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无甚悔也。”杨万里早年诗学江西体，后知其弊，遂焚少作一千余篇，另辟蹊径，学五律于陈师道，学七绝于王安石，兼及晚唐诗。其焚诗之事，出于自序，一时师友也多知此事。虽然从杨万里所列“似旧诗数联”可略窥其所焚作品特色之一斑，然毕竟不是所焚原作，且与一千多首旧作相比，如沧海一粟。由于所焚之作片纸无存，故无法充分探讨杨万里诗歌创作、文学观念和审美旨趣嬗变的详细轨迹，无法真正走入文学史和文学观念史过程的研究。而明清存世的海量作品、浩瀚文献，为深入考察别集编纂中体例的调整、作品的删改、焚弃等动态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归庄《震川先生集》凡例：钱宗伯所编集三十卷，首经解，末书。又别集十卷，首制辞，末论策。今大概因之。独以为古人文集，书多在前，不当置之卷末。今移置书三卷于赠送序之前，而以祭文为末卷。又论策，据《苏文忠集》编在策问之前。今移置于别集之首，策问次之。

　　归有光集，明末已有复古堂本、昆山本、常熟本诸刻本行世，此外又有未刻藏本，然所录作品都比较少，且互有出入。钱谦益合已刻、未刻诸本，釐为正集三十卷、别集十卷，余集不分卷。其后归庄勘定《震川先生集》，体例大致沿袭钱氏，并增补了少量作品，成为后世通行本子。钱氏整理本未及刊刻而毁于绛云之火，但其基本面貌，保存在归庄勘定本中。且由归庄撰写的凡例，可以看出体例调整的具体内容。如钱氏“正编”以“书”三卷居末，归庄则移“书”于“赠序”之前，而以“祭文”居末；钱氏“别集”以“策问”居首，归庄则以“论策”冠首，“策问”次之。如此详尽介绍体例调整的文献，在明代之前的别集中非常罕见。而钱、归之间文体价值观、文集编次观的差异，彰明较著。

　　除了体例调整，别集作品删改也是考察文学观念的重要视域。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四：“余宰江宁时，门下士谈毓奇为刻 《双柳轩诗文集 》二册。罢官后，悔其少作，将板焚毁。后《小仓山房集 》中，仅存十分之三。”《双柳轩诗文集》系袁枚三十岁之前的作品小集，文学观念和创作都不成熟，故袁氏文名隆盛后，遂毁其版。然其集既已刊行，不能尽毁，今上海图书馆尚藏此书二册，诗、文各一册，不分卷。据袁枚自述，晚年编刊《小仓山房全集》时，仅录《双柳轩诗文集》十分之三，则大部分作品已被刊落。《双柳轩诗文集》有《篇成》一诗：“篇成每易千回稿，自信从无一字师。脉脉寸心持得失，我师还是少陵诗。”自陈诗歌创作心折少陵，反复推敲修改，裁量得失。这种苦吟状态，与袁氏后来倡导的性灵说，即文学创作本于性情灵机，当不拘隔套，师心自用，自由酣畅地抒情言志等，显得格格不入，故晚年编全集时，删薙了这首诗。又，翁方纲《复初斋诗集》是翁氏手定诗集，经历了从手稿本到初誊稿本、誊清稿本直至刻本的复杂演变历程。其稿本保存了翁氏关于篇目去取、字句改定、次序移易、卷帙分合等内容的批注以及修订痕迹。而这些修订内容，基本都在七十卷刻本中得到落实。通过比堪不同版本，可以看出，刻本大量删除稿本所录诗作，如《夹磜草堂七古》《唐开成石经遗字歌邀石公秘检同赋》《荔江小铜印邀鱼门编修同赋》等。这些被删作品，题材上以两大类型为主，一为应酬唱和之作，二为金石考据之作，从中可以看出翁方纲的文学观念。以应酬之作为例。明清时期，应酬文体泛滥成灾，招致许多尖锐批评。袁中道《答王天根》：“弟两年来，以苦思得血疾，誓不作应酬文。今集中俱游记耳，更无一首应酬文也。”毛奇龄考察历代文集文体收录情况，断定寿序纯出乎应酬，乃“明代恶习，亟宜屏绝”。陈廷焯强调，“肆志于古者，将平昔应酬无聊之作，一概删弃，不可存丝毫姑息之意”。此类例证，不胜枚举，都可看出明清论家对应酬诗文的鄙视和弃绝。当然，也有论家为应酬文体辩护，如洪云蒸认为，“凡一切应酬言语文字，一秉于孔孟之权与时，而不以私意参乎其间”，“此即圣贤济世之道”，岂可一概厌薄、弃置?章学诚指出，赠答、寿序、颂祷、墓志、哀诔等应酬文体，源于儒家礼制，具有维护等级秩序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故再三呼吁“涉世不得废应酬故事”“文体不废应酬”。这些辩护，固有理据，但面对充斥文集、层出不穷的无病呻吟、庸滥陈腐之作，其辩护往往苍白无力。故很多作者在日常周旋揖让中虽不得不作应酬诗文，但最后编定文集，往往果于删汰，翁方纲即为其中一员。在《石洲诗话》中，他评元末张简在某次宴集唱和中夺冠之作“不过就‘醉樵’词头打合主人耳，是应酬习气，无甚可取”，足见对应酬诗文的不屑。正因这种价值观，翁方纲对手稿中一些明显具有交际应酬性质的诗题，在刻本中往往加以改动以隐去其应酬色彩，如稿本《岑山图二首鱼门吏部为其族人量卿属题》《林汲山房图为周书仓编修题二首》等，刻本改题为《岑山图二首》《林汲山房图》等，似乎只是一般的题画诗了。此类改动，显然不是着眼于艺术技巧，而是为特定的文学观念所驱使。

　　结语

　　综上所述，别集尽管以收录、保存作家作品为主，不像选本类总集和诗文评著作那样具有集中、鲜明的文学批评性质，但在文学思想和观念研究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所录具体作品上，还可从别集编纂层面切入考察，具体表现为四个维度。首先，别集收录范围体现了对文学功能、性质和范围的认识。其次，别集编次体例取决于编纂者的文学理念、文体价值观。再次，别集中的凡例、评点等副文本，是开展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最后，别集的文本凝定，往往经过调整体例、删改内容的漫长过程，体现了文学理想、文体观念、审美旨趣等的发展变化及文学史、文学观念史演进的丰富性、复杂性。四个维度既各自独立，又彼此交织融合，互相阐释映证，共同构成别集编纂与文学观念研究的广袤学术空间。在具体研究中，还要注意文集编纂者的身份。有些是作者自编或授意他人编纂的，尤其是明清时期盛行的小集，往往随作随刊，与他人在后世编纂的集子有较大差异，对于文学史和文学观念演变研究，有重要意义。有些集子，是书商或书坊主出于商业利益而编纂的，在收录范围、体例上，与注重名山事业的文士编纂的集子，也常有较大出入。据此讨论文学观念时，必须区分观念主体，不可笼统归于文集作者。

　　文献引用格式

　　何诗海.别集编纂与文学观念研究的四个维度[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03):1-12.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王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