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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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

核心提示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这一最核心的问题，这一判断并不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政治经济学批判”事实上是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理论维度。卢卡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方法形成了“物化理论”“总体性辩证法”和“社会存在本体论”等理论成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启蒙理性和等价原则的双重批判，论证了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历史上的同源性，形成了反对同一性的“否定性辩证法”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货币价值论”解释;波洛克通过重新界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使得其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批判理论完成了唯物史观的重构和批判重心向微观政治领域的转移。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就无法把握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理论逻辑。

内容精选

　　一、卢卡奇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线索的思想发展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形成了著名的“物化理论”。他强调，克服物化现象最根本的就是要唤醒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同一的主客体的自我意识。同时由于工人自身作为客体化的商品被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之中，所以他对自身社会存在的自我意识，也就是他“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这就决定了必须通过中介范畴，使物化的直接性作为认识的一个环节被溶化，从而改变认识对象的结构，使无产阶级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

　　在再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对自己的上述思想进行了评价。他指出，自己曾试图用经济基础来对所有意识形态现象做出解释，但由于对经济的狭隘理解，导致“劳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被遗忘了。这表明，卢卡奇强调了过去不曾为传统马克思主义重视的意识形态问题，揭示了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这也表明，卢卡奇并不是以脱离经济基础的方式，抽象、片面地发展了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按照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尝试用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总体性辩证法”揭示社会存在和它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把物化意识笼罩下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之间发生的颠倒在总体性认识的基础上再颠倒回来，进而发展成一种能够突破物化结构的实践策略。可以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旨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创造性运用。

　　从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到起草《勃鲁姆提纲》，卢卡奇非但没有在屡屡“犯错”中远离强调现实观照的经济学问题，反而回到马克思初步接触政治经济学的青年时期，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梳理，廓清了自己未来的道路。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要求：要从事一种新的批判，从而寻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使之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

　　卢卡奇指出，他探讨拉萨尔书信新版本和莫泽斯·赫斯著作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文中强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从唯心主义手中拯救了辩证法，而且包含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范畴)的整个世界历史”。

　　继承马克思的上述思路，卢卡奇试图通过考察经济学和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更深层次地发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蕴含的历史理论。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关于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分，卢卡奇重新反思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失误。他跟在黑格尔的后面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错误地将异化作为人类社会不可消除的必然状况使其永恒化了。对劳动的不同界定，构成了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异化范畴的根本差别，而对象化劳动构成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现实支柱。

　　借助《手稿》的思想，他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了《青年黑格尔》一书。在该书中，他根据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的评价，将马克思的《手稿》和黑格尔的《耶拿实在哲学》做了“互文式”解读，把“外化”或“异化”指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中心范畴。但马克思立足于对经济事实本身更为深刻和正确的见解，看到了异化的现实条件，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集中表现在劳动主体身上，从而把人原本的对象化劳动和为他人生产财富的异化劳动区别开来。经过长期的探索，卢卡奇在他晚年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方法。它体现在卢卡奇回到自己青年时期关于经济范畴是一个社会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的立足点，通过将自己在《青年黑格尔》中澄清的劳动范畴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运动方式，设定为本体论的出发点，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建构。异化最终被其定义为社会存在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出现的历史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矛盾，也因而是“一定情况下广泛存在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支配着卢卡奇一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据这一逻辑，可以有效地将青年卢卡奇和晚年卢卡奇的思想串联成一个整体。不论是青年时的“物化理论”“总体性辩证法”，还是晚年时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都是卢卡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重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论成果。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纲领性文献《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在界定“批判理论”时明确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

　　《启蒙辩证法》是批判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正统的继承人”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对该书的主旨进行了独到的阐释和评论。他指出，阿多诺“把历史意识(处在前科学阶段上的历史意识，形成于新近的罪恶的‘压抑’之中)令人沮丧的衰退，视作在解放的时代普遍的‘自我削弱’的征兆。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用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去说明这种现象。他们论证历史的连续性和未受损害而仍有反映能力的主体性归属同一个问题”。具体来说：

　　第一，《启蒙辩证法》指明，在当代的“解放”和“压抑”中出现了一种“历史厌倦症”，它导致了普遍的主体意识淡漠。所谓的“解放”，指的是通过启蒙人类摆脱对宗教和神话的恐惧，树立了理性和自主。在这个过程中，人将自己确立为认识的主体，将知识实用化、技术化，把外在的自然视为被主体利用和统治的对象。启蒙理性要求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把各种不同的事物简化为可供计算的东西，以权力为准则确立起它对自然的统治，由此启蒙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成了“神话”，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作为不被需要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

　　第二，施密特将启蒙批判视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启蒙以形式化和可计算性为内在原则确立的理性体系，实际上具有和商品经济体系相似的结构和功能。商品在交换流通中所表现的同一的价值形式，构成了启蒙理性那种同一性的现实原型。由于交换价值形式在商品流通中经过四个形态的发展最终演变为货币，因此《启蒙辩证法》对启蒙同一性的批判，同时也构成了对交换关系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

　　第三，《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和等价原则的批判揭示了批判理论的历史观。“历史的连续性”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连续性。由于商品交换必须以生产者和他产品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因此对于想要出售其产品的主体而言，客体在交换中不是表现为它自在的自然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而是表现为它的货币价格即它的交换价值。同时由于主体和客体在交换中保持距离，因此交换价值作为思维的“抽象”，不仅被主体以“思维形式”赋予客体，而且作为交换的中介获得了客观的存在形式即货币形式。经过拜物教的颠倒，交换抽象这个“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由此在启蒙理性和交换抽象的双重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发展，而“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

　　总之，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和等价原则进行了双重批判，论证了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历史上的同源性。同时，他们的双重批判使其批判理论在发展中呈现出两个迥异的倾向：一方面，批判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物化论题，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揭露了启蒙理性和等价原则支配下异化的主客体关系，向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受压迫和否定的状况表示抗议。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形成了反思这种主客体同一原则的否定性倾向。

　　此外，阿多诺对交换抽象的反思直接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联系了起来。阿多诺所接受的价值理论的独特性，在《启蒙辩证法》中就表现为强调劳动价值论的原理只适用于商品经济体系占主导的人类历史阶段，特别是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在阿多诺等人所接受的价值理论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工人之间主客体位置的颠倒，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实际上以工人的劳动为中介，形式地规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是生产交换价值。因此，生产这种价值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规定了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且规定了生产它的劳动形式，并且商品交换又必然导出货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既在性质上取决于其产品在市场上能否顺利实现交换，又在数量上取决于其产品在市场上能够换回多少货币，也就是说货币比劳动具有更高的决定性或先在的目的性。可以说，阿多诺等人实际上持有一种“货币价值论”的立场。

　　可见，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大量运用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批判理论范式的形成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

　　三、波洛克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界定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物化论题，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突出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经济基础”这一问题上。卢卡奇严格恪守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而霍克海默所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相对性。

　　两者之所以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着不同的解释，是因为从卢卡奇提出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形成批判理论范式这段时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即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还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都无法提供支撑这一变化的解释。实际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影响了批判理论：

　　第一，波洛克提供了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波洛克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可以更好地描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变化是“政治手段取代经济手段作为经济生活再生产的最终保障，从而改变了整个历史阶段的特征。它标志着从一个主要由经济主导的时代向一个本质由政治主导的时代的转变”。

　　第二，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型论证了不会再有足够规模的经济危机发生，进而否定了卢卡奇的革命实践策略。在卢卡奇看来，“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在其他情况下，与资本主义潜在持续的危机相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始终是理论的和潜在的”。但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意识失去了它从潜在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条件。

　　第三，波洛克否定了经济领域对社会整体的决定性作用，转而从政治领域入手展开分析。波洛克认为，“在国家资本主义下，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已经失去了它的目标。当所有经济活动的协调都受到有意识的计划而不是市场的自然规律的影响时，传统意义上的经济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在国家资本主义下，经济学家曾经绞尽脑汁解决交换过程的难题，仅仅是管理问题”。可以说，波洛克实际上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界定为“对政治经济学的否定”，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政治领域，从而深刻地影响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第四，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了“符合辩证法要求的多重意义思维法”。波洛克因为重新界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所以和黑格尔有着相近的理论立场，他们都认为政治相较于经济有更高的决定性地位，这就建立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连续性。

　　第五，波洛克早年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批判理论所需的“货币价值论”解释。波洛克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总的社会交换过程，而交换之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则是另外的事情，个人劳动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贡献，即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必须在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个人必须把他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化身为价值并在和其他商品的交换关系之中表现为交换价值，从而展现出他参与到社会总劳动的部分，因此也就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关系。在交换关系中，交换价值采取货币的形式，具体的个人劳动被抽象化为以社会必要时间衡量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这就抵达了前文提到的“货币价值论”立场。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波洛克提供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完成了唯物史观的重构，把批判重心转向了微观政治领域，“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

　　总体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既贯穿了卢卡奇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始终。

　　文献引用格式

　　王雨辰,张熊.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04):19-26.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