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汉拉双语《千字文》手稿及其跨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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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恩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院长，云山杰出学者，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岭南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交流研究。主持国家社科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省部级项目5项。已出版专著7种，在《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100余篇，其中A&HCI和CSSCI刊物40余篇。成果曾获广东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汉拉双语《千字文》手稿

及其跨文化意义

核心提示

　　罗马耶稣会档案所藏汉拉双语《千字文》,为晚明第一位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所编制和使用。通过对《千字文》的罗马注音和拉丁文释义，罗明坚学习了汉字的音形义，积累了书面语词汇，学习了对仗、押韵等写作技巧和中国文化常识，为嗣后以中文著述奠定了基础。汉拉双语《千字文》探索了耶-儒格义的基本方法，建立了耶儒核心概念的对话体系，不仅为其中文传教著述的“以儒释耶”书写策略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拉开了中文典籍西译“以耶释儒”的序幕。汉拉双语《千字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双向文化适应的方法论和思想史意义，不仅彰显了中西语文学方法沟通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而且显示了双向文化适应在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于当代中外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借鉴启发意义。

内容精选

　　近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耶稣会相关档案文献不断披露，中国典籍西译的早期历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汉学家龙伯格(Knud Lundbaek)指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是儒学西传第一人。但是，罗明坚首译的究竟是哪一种经典，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近期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读到了一种耶稣会手稿文献，藏书号为Jap.Sin.I 58a。手稿第二部分《千字文》(I.58a2)，带有汉字的罗马注音和拉丁文释义。由于这份文献没有标明作者，学术界对其关乎很少。陈绪伦(Albert Chan)在整理耶稣会馆藏文献目录时指出“这可能是传教士使用的教科书”。杜鼎克(Ad Dudink)指出它是“汉语学习和写作的重要工具”。柏理安(Liam Matthew Brockey)则推测了其作者：“1579年福建印刷的汉语入门书《千字文》保留至今，在每页的页边空白处注有罗马注音符号和拉丁语翻译，鉴于该省沿海的地理优势与珠江三角洲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且是印刷业的中心，这本书可能是罗明坚或利玛窦购买的。”笔者撰文证实其为晚明第一位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的汉语学习手稿。宋黎明根据手稿上的笔迹指出：“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现存双语《千字文》(ARSI, Jap.Sin.,I， 58 A 2)是后来重做的一个版本，写作时间大约从1582年底到1583年初，主要作者是罗明坚及其汉语‘师傅’Phelipe Méndez，利玛窦在上面留下了少许笔迹。”上述研究确认了这部《千字文》学习手稿的制作和使用者是罗明坚，证实了它是第一部翻译成西文的中文著作，是《千字文》的第一个西译本，但尚没有详细研究罗明坚如何利用这本汉拉双语《千字文》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故而难以深入认识这部稀见文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一、汉拉双语《千字文》与罗明坚的中文学习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千字文》(Jap.Sin I.58a2)，共23页，竖排，每页8行，每行刻6字，每字上方空白处有手写的一个或多个该汉字的拉丁文译词，下方则是该字的罗马注音(有时也会出现注音在上而译词在下的情况)。正文最后落款“万历己卯端阳刻于闽省三山精舍”，并钤有“致吾草堂”和“迪功郎印”两枚印章。显然，这本《千字文》是在1579年刻本的基础上经罗明坚手写罗马注音和拉丁译文而成。罗明坚在1581年11月12日于澳门写给麦尔古里亚诺(Everard Mercurian)神父的书信中，明确记载自己曾翻译了一本中文小册子，并且寄回了欧洲：“……我尽力学习，托天主的庇佑，目前我已认识一万五千中国字，逐渐可以看中国书籍了;且于一五八一年我曾到广东省会广州小住，曾翻译这本中文小册子(不知他翻译的为何书?)，兹只给您寄去一本，使您可以知道中国字的写法，同时对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力有所了解，并也晓得天主如何使这外教民族深悉伦理道德，以及如何教育他们的子女去实行。中国人没有哲学，但有生活与行动的格言去遵守奉行。我的拉丁文不精，但相信辞尚能达意，是我在广州百忙中迻译与印刷的。这本书不大，与其它的中文与西文著作不可同日而语，但内容丰富，甚受中国学人们的推崇。”这本带有拉丁文释义的中文小册子，就是指我们现在看到的汉拉双语《千字文》，既能让读者知道中国字的写法，又能对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力有所了解。

　　首先，罗明坚通过对《千字文》进行罗马注音和拉丁文释义来学习汉字的读音和意义，是对中国蒙学中汉字识字方法的继承和改进。《千字文》以朗朗上口的四言韵文，将1000个常用汉字以及中国文化常识融为一体，自唐宋以来已成为中国蒙学常用的正音、识字教材。中国儿童在初学汉字时，教师通常带着儿童逐个认读汉字，这就是“直音”方法。当儿童识字数量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教师以同音字为生字注音以提示学生，这就是“读若”的注音方法。随着儿童识字数量不断增加，同音字无法满足注音要求时，则通常采用“反切”来注音。可见，罗明坚的汉语教师最初是以《千字文》为教材，以直音方法教授罗明坚认读汉字。但是，由于汉字数量庞大，记住众多汉字的读音非常困难，而以反切或者同音字注音对于掌握汉字本来就很少的外国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显然，上述三种中国本土的注音方法，对外国人来说较为不便，且效率过于低下。因此，习惯了字母文字的罗明坚，一入澳门就开始编纂《葡汉辞典》，按照16世纪葡萄牙语的正字法，以罗马字母为字典中的汉字注音，以便借助西方字母文字的正字法记住汉字的读音。

　　由于汉字书写难度较大，再加之急于掌握汉语会话以便日常交际，罗明坚先学习汉字读音再练习书写汉字。《葡汉辞典》中的第3a-7a散页题为《宾主问答私拟》，全文为罗马注音，无汉字，是目前可知的第一份汉语注音会话体文献。这份手稿写于1584年，是罗明坚在肇庆修建仙花寺时为应付日常中文口语交际而编写。笔者从《千字文》《葡汉辞典》《宾主问答私拟》三种文献中选取33个至少出现过2次的文化负载词进行比较，在三部作品中均可见注音的汉字有17个，注音完全一致的14个(礼、知、常、大、学、中、和、书、天、道、命、真、爱、神)，《千字文》与《葡汉辞典》一致的有2个(善、思);《千字文》与《宾主问答私拟》一致的有1个(帝)。而在《葡汉辞典》《千字文》中皆有注音的16个汉字中，有14个(仁、义、信、五、语、静、息、孝、友、职、诗、坟、性、诚)的注音一致，2个存在细微差别(“贤”分别被标为schce`和schie`，“德”标为ti和te)。考虑到《葡汉辞典》的注音系统并没有完全稳定，我们有理由认为《千字文》的罗马注音系统与《葡汉辞典》《宾主问答私拟》是一致的。罗明坚显然借用了《葡汉辞典》中形成的罗马注音方案为《千字文》中的汉字注音。同时，为了理解每一个汉字的意义，罗明坚还以拉丁文为《千字文》中的汉字释义。如正文开头“天地”Calū，分别翻译为 caelum、terra。总而言之，这份汉拉双语《千字文》是一份汉字学习手稿，且有类似字典的功能，颇便于西方人了解汉字之音、形、义。可以想见，一册汉拉双语《千字文》在手，即使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汉字的西方人士，也能通过罗马注音和拉丁文释义了解中国常用汉字的音形义。

　　其次，罗明坚还通过《千字文》学习和积累汉语书面语词汇。《千字文》用词多同义、反义对举。《葡汉辞典》散页中有多页摘录了众多的同义和反义复合词，很可能是对《千字文》所作的词语摘录。比如，散页第29-31b页中的所含词汇，很多是摘自《千字文》前10句，如“天地”摘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摘自“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暑、往来、春夏秋冬”摘自“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阴阳”摘自“闰余成岁，律吕调阳”，“风云、雷雨、霜雪”摘自“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珠玉、金银”摘自“金生丽水，玉出昆冈”等。由此可见，这些散页所录文字不是随意抄写，而是罗明坚学习《千字文》时按顺序做的词语摘录。

　　再次，罗明坚还利用《千字文》来学习对仗、押韵等写作技巧。《千字文》全文为四字对仗，偶句押韵，在声律方面也发挥着启蒙作用。如《千字文》前两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含单字对(天对地、日对月)、双字对(天玄对地黄、日昃对月盈)、四字对(天地玄黄对宇宙洪荒，日月盈昃对辰宿列张)。在《千字文》拉丁译本中，可见红色弧线将“天”和“玄”、“地”和“荒”、“日”和“昃”、“月”和“盈”相连接，显然是在学习对仗。在《葡汉辞典》散页第16b页中，罗明坚尝试写了一段描述世界生成的文字：“混沌之初，未有人物，止有天主。无形无声，无始无终，非神之可比。然后生成天地，覆载万物;生成日月，照临万国;生成山川，流峙两间;生成人民，灵超万类;生成禽兽，为飞为走;生成草木，为夭为乔;生成药材，料理百病。温凉寒暑，成四时;酸咸甘辛苦，成五味;又有馨香可嗅，声音可闻，形色可观，凡百庶类，靡不备具。”这段文字以四言韵文叙述混沌之初天主造物，生成日月星辰、山川湖海，孕生飞禽走兽、草木虫鱼，生成人类，感受到四季五味的差异变化，这与《千字文》首十句的内容与形式基本一致，但夹杂了天主教的思想，显然是罗明坚模仿《千字文》的内容和句式练习写作，以便适用于日后的传教工作。通过类似的仿写训练，罗明坚的中文写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1580年11月8日，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不久对中国话能够运用自如，而后用中文撰写要理等书，这是为归化他们必须有的步骤。” 1581年11月12日，他在信中介绍了他翻译的《千字文》之后提到：“今天托天主之福定要在中文方面益求进步，并练习用中文作文，以便来日用中文著书，驳斥中文书中(有关宗教方面)的谬误”，且称“我通中文，且尚称不错，可以看中文书、说中国话;两广总督我见过多次，他们称我为‘师傅’，因为去年我曾把我们圣教的大纲书写出来，呈给总督展阅，使他们对我们有个初步的认识，所以目前在沟通方面已没有什么困难了”。这里所说的“圣教的大纲”，其实就是指《新编西竺国天主圣教实录》。由此可见，罗明坚通过对《千字文》等蒙学教材的学习与仿写，逐渐具备了以中文著述的能力。

　　最后，罗明坚利用《千字文》来学习中国文化。《千字文》蕴含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社会、思想文化等内容，称得上是一本中华文化“小百科”全书。如《葡汉辞典》散页第27b页记录了“二十四节气”，第28a页记录“天干地支”，接着又着重将“四季”与“孟、仲、季”长幼顺序结合，一一展开;第18b-19页罗列出四十八星宿，明显与“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相联系，应是罗明坚对《千字文》中提及的星宿知识的拓展性学习。由此看来，罗明坚在中国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对《千字文》中反映了中国人宇宙、自然与人伦观念的词汇进行了深入学习，并留下了上述学习笔记。罗明坚汉拉双语《千字文》手稿，还留有一些手写的辅助理解的标识。如书中出现的地名一般会用画线的方式将两字相连，如“沙漠”“雁门”等;而《千字文》中出现的人物名字，则会在正文旁边补齐，如“起翦颇牧”一句，旁边依次注有“吴”“王”“廉”“李”四字，以提示这句话说的是吴起、王翦、廉颇、李牧四位历史人物。这些手写字的书写较为工整，应是当时中国教师教授《千字文》时为帮助理解而添加。这也说明，罗明坚通过听取中文老师讲授《千字文》，涉猎了中国历史知识。

　　通过对《千字文》的学习，罗明坚还涉猎了儒家思想。《千字文》虽然浅显，但其实是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如“遐迩一体，率宾归王”出自《诗经·北风》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中国皇权的思想;“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出自《论语·子张》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科举制度的思想基础;“仁慈隐恻，造次弗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之语，表达了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思想道德。另外，“孟轲敦素，史鱼秉直。庶几中庸，劳谦谨敕”四句径直提到“孟轲”“中庸”。可以推测，中国教师在教授《千字文》时要为罗明坚讲述这些知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文献Jap.Sin.II.159为罗明坚所撰《诗集》。其诗《偶怀》中明确提到“朝读四书暮诗篇”，说明他后来确实钻研过“四书”等儒家经典，为其后翻译“四书”打下了基础。最让人惊叹的是，罗明坚将《千字文》学习迁移到了诗歌创作中。其中《天主生旦十二首》其九云：“信敬尊天主，此心莫外图。守真宜志满，逐物意移虚。”第三、四句出自《千字文》的“守真志满，逐物意移”，充分说明了《千字文》学习对罗明坚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从上引罗明坚的书信可知，他在1581年底就基本理解了《千字文》的大意和主旨，并且认识到了其对于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价值。

　　综上所述，罗明坚通过对《千字文》的注音、释义和探究性学习，逐步熟悉和了解中国文字、文学和文化，进而获得了中文的听说读写之能力，为其嗣后以中文进行著述奠定了基础。

　　二、汉拉双语《千字文》与耶儒跨文化对话

　　汉拉双语《千字文》没有译出《千字文》各句的完整意思，西方读者只能通过它而了解到《千字文》的一鳞半爪。不过，作为中文典籍西译的首次尝试，汉拉双语《千字文》在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交际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罗明坚对《千字文》的释义，建立了耶—儒格义的基本方法。罗明坚采取的WordWord的字字对译的翻译方式，固然是一种简单原始的翻译方式，但实际上开启了耶儒核心概念的格义。格义是一种类比理解的方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格义是指印度佛学在初传中国时，译经者常常以中国儒家、道家思想来解释佛学教义。广义上的“格义”，是指所有通过概念的对等，亦即用本土的观念来类比外来的思想观念——以便借助熟悉的本土概念来逐渐达到对陌生的概念、学说之领悟和理解的方法，因而成为异质文化实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法。如罗明坚将《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黄”中的“天”字译为Calū，当为拉丁文“caelum”之缩略，有1.天空、苍穹，2.空气、气候，3.光荣、最高荣誉，4.天宫、天国等含义。罗明坚注意到了中西方对“天”的理解的差异，在对中国人的观察中，他意识到可以利用中国人对老天爷的理解和崇拜以“天主”来称呼天主教的神“Deus”。罗明坚在1583年2月7日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记载：“一天他(时任广东总督郭)告诉我们说，他知道我们事奉天主，天主是伟大的神明;他们称天主为‘天’，为至上神，他们崇拜祂。”利玛窦也解释说：“中国人都崇拜至高无上的上苍，甚至有些人认为自然界的天空便是上苍”，用“天主这个名称来称呼‘Dio’(引者注：意大利文，即天主教中的‘神’)，就等于明确宣布了我们的天主与他们被视为至尊的上苍有着同等的地位。天主就是他们的那个老天爷”。这是典型的以儒释耶。另一方面，当欧洲人读到罗明坚所采用的“Calū”(他特意将首个字母大写)一词时，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居住在天国的天神(Caelus)，这又是以耶释儒，目的是增强罗马教廷对他在中国传教的理解与认可。换言之，罗明坚一方面通过用拉丁文对译“天”字，向西方教会说明中国人有信仰天主的基础，中国人有归化的可能，从而为其东方传教事业争取西方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又在其中文著述中借助中国人的“老天爷”观念来对译天主教中的“神”(Dio)，通过以儒释耶来增进中国人对天主教义的理解。这是一种双向的文化适应，不仅为西方社会理解和接受中国人“天”的观念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天主”观念提供了方便。在拉丁文《中庸》译本中，罗明坚再度使用了“caelo”一词来对译“天”。他如此翻译《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一句：Est primùm hominibus è caelo data natura。直译回汉语：首先本性即理性是由天赐予人的。他将“天命之谓性”理解为一个由主宰者赋予人本性的情况，很容易让罗马教廷方面联想到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也存在一位具有造物属性的“天主”，其主观目的是增强他们对归化中国人的信心，但客观上有利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理解。

　　其次，罗明坚对《千字文》中儒家基本伦理道德观念的释义，初步建立了耶儒核心思想的对话体系。在1581年11月12日的书信中，罗明坚向友人介绍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这个民族似乎没有天主的观念与第一以及最高原因的观念，他们把一切归于‘天’;天为他们是最高最大的，是他们的‘老天爷’(原文作‘父’)，一切万物无不由‘天’而来。他们敬‘地’，称它为‘慈母’，因为一切生活必需品皆由它而生;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偶然而形成，其中所有之一切皆由‘命运’或‘天命’所支配，善恶将有上天奖赏或惩罚。他们叩拜他们的国王与巡抚等官吏，生死都不例外;他们也有圣哲，从事吃斋刻己的功夫，至论妇女，有出家终身不嫁的;对贞操非常重视，如有违犯，将遭受重罚……他们叩拜帝王与其大臣，如叩拜神灵一般，老百姓没有城堡可以抵抗他们。”上述内容显然出自《千字文》。如关于天地的论述出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关于奖罚的观念，出自“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关于忠君的说法，出自“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关于圣贤的看法，出自“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关于妇女贞洁的观念，出自“女慕贞洁，男效才良”。可见，西方人士读到罗明坚寄来的信件和汉拉双语《千字文》，会借助拉丁释文尝试理解其中所提到的中国文化核心伦理观念。如《千字文》中“景行维贤，克念作圣”中的“圣”字译作sanctus，意思是“睿智神圣的人”，让西方人联想到天主教中的“圣徒”，“神”字译作“spiritus”，意思是“有知觉的精神体、气息”，也可能让西方人联想到天主教神学中的“圣灵”。上述译词皆具有特定的天主教神学内涵，向西方读者展示了耶儒沟通的可能。1591—1593年间，罗明坚完成了“四书”的拉丁文翻译，笔者整理并比较了双语《千字文》以及《四书》拉丁译本的文化负载词译文(见表1)。

　　以下15个(对近义词做了合并归类)文化负载词，属于儒家典籍中的高频词，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罗明坚的翻译在两种文献中基本保持了一致。但是，比对《千字文》与拉丁文《天主圣教实录》中“仁、义、礼、智、信”五字的拉丁释文，我们发现 “义”和“礼”二字的译法完全一致，其他三字则有所不同，这显示罗明坚坚守了基本译词和话语，但对一些核心文化概念的译法仍然一直在探索中。

　　最后，罗明坚对《千字文》的学习和翻译，不仅为其中文传教著述的“以儒释耶”书写策略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拉开了其中文典籍翻译“以耶释儒”的序幕。罗明坚1584年创作的中文版《新编西竺国天主圣教实录》，是第一部天主教中文著述，目的是向中国人介绍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其引言云：“尝谓五常之序，惟仁义为最先。故五伦之内，以君亲为至重。人之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为人子之报父母者，皆出于良知良能，不待学而自然亲爱者也。故虽禽兽性偏，亦有反哺跪乳之恩，矧伊人兮。”这里提到了由“仁、义、礼、智、信”五种基本道德构成的“五常”，由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种伦理体系构成的“五伦”，这正是《千字文》“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所强调的儒家伦理。同时，罗明坚在引言中还借用“良知”“良能”等阳明心学概念，并佐以儒学切己的“侍君”“孝亲”为例，让天主教思想和儒学在共同语境下通过面对共同问题而得以被中国人部分理解。与罗明坚同时代的佩雷斯(Francisco Pires)神父记载了罗明坚中文版《新编西竺国天主圣教实录》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情况：“罗明坚神父让人用中文刊刻了《教义问答》，一时传遍了中国。” 1585年，他将中文版《新编西竺国天主圣教实录》译为拉丁文，并向西方世界介绍：“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也是被证实过的，就是在五种‘永恒’美德(中国人也有这五种美德)里，感激之德远超其他美德，我们经常以外在行动来表达这种美德。而这些美德都是相互起作用的。民众对君王的信任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暂时抛开民众对君王的信任之德，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得肉体，身体的各个部位完美整合，即便未曾有人教导，每个人天生也知道，我们必须对此心怀感恩。”这里说的“五种永恒美德”，是对《千字文》中“四大五常”中“五常”的意译。罗明坚还具体介绍了五常中“义”所包含的忠君和孝道思想，并以之与天主教中感谢天主造我肉身赋我灵魂的思想进行格义，实现了儒家孝道中的“感恩”思想和西方上帝造人的“救恩”思想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与沟通。正因为采取了“以儒释耶”和“以耶释儒”的双向文化适应策略，中文和拉丁语的《天主圣教实录》最终获得了东西方的双向认可。因此，罗明坚开始尝试将更多的中文作品翻译到西方。1590年，他将“四书”翻译成西班牙文，作为礼物献给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1591—1593年，他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

　　总而言之，罗明坚的汉拉双语《千字文》作为第一部西译中国经典，探索和实践了耶儒核心概念格义到跨文化对话的基本方法和路径。将罗明坚的《千字文》 拉丁文译本、《新编西竺国天主圣教实录》拉丁文译本、“四书”拉丁译本看作一个整体，可以发现罗明坚在推动耶儒的跨文化交流中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三、汉拉双语《千字文》的文化交流互鉴意义

　　罗明坚汉拉双语《千字文》，不仅具有推动中西文化对话的方法论意义，而且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汉拉双语《千字文》彰显了中、西古典语文学方法沟通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如前所述，罗明坚是遵循中国蒙学的教学方式来学习汉语的。就中文学习而言，罗明坚通过对《千字文》的释义和注音，掌握了汉字的字形、读音和意义，积累了众多文化词汇;就写作学习而言，罗明坚利用《千字文》完成了属对、声律的学习，进而开始了短句、短文甚至诗歌的模仿写作，写作能力迅速提升，最终获得了用中文写作的能力。就文化学习而言，他从《千字文》领略到“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观念，并逐步从核心文化负载词的格义转向“四书”等儒家典籍的研读和翻译，不仅获得了以中文著作向中国人传播天主教教义的能力和方法，而且探索性地将汉字的音、形、义和中国人的核心道德伦理观念译介给欧洲。罗明坚的中文学习之路，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我国传统蒙学由识字教学到文化教学的进路。

　　另一方面，罗明坚对《千字文》的学习和钻研，也实践了古典的西方语文学方法。西方语文学既可以总括为经典研究或古典教育，也可以专指对文本/文献的研究，包括语法、文本对勘和诠释等，还可专指文学研究，或者研究文献、文字记载与历史的关系等。罗明坚对《千字文》的学习和研读，全面关涉中文的听说读写译，涉及文字、语言、修辞、内容诠释和文学文化研究，完全可视为一种经典研究或者古典教育，其实也是西方语文学方法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方法迁移。嗣后，明清来华传教士大多把《千字文》等蒙学读物当作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初级教材。如耶稣会的中国教区在1622—1624年间制定的《教育章程》(Ratio Studiorum)“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和耶稣会的组织技术”，其所规定的中国教区的课程四年完成，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六个月)首要任务是利用词汇表记忆汉字，多借助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的注音系统，这一做法可追溯到罗明坚对《千字文》的注音。同时，这一阶段还要求以《千字文》作为识字教材，这与罗明坚翻译《千字文》并以之进行正字训练完全一致。晚明以来，《千字文》相继产生了法文、意大利文、英文等多种语言译本，成为西方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的有效载体，其首创之功当归于罗明坚。

　　其次，汉拉双语《千字文》显示了双向文化适应在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西文化在晚明邂逅之时，不仅当时的中国士人对东渐的天学存在理解和接受的宗教文化障碍，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会对西传的儒学也存在同样的障碍。罗明坚翻译《千字文》时采取的字字对译方法，不是单方面的文化传播，而是探索耶儒格义，尝试耶儒对话。罗明坚解释了这种耶儒格义对于跨文化交流的必要：“因为我是从世界的另一端，也就是我们宗教的主要分布区，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宣讲基督信仰的戒律，通过教授教义及传达一种自我建树以到达天堂的方式，来把他们的灵魂从罪恶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每个人都知道，这两件事情比黄金和宝石等其他易损物品更加宝贵。因此我了解到，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决定毫不迟疑地走上这条道路。”最后，罗明坚明确讨论了中西文明“对话”方式的必要性：“由于神圣的事情不易理解，也不易用连续讲述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认为用两个人对话的形式来呈现更好些。”由此可见，罗明坚不仅论证了中西跨文化对话的必要性，提出了由概念格义到思想对话的步骤和方法，并且付诸了开创性的实践。

　　总而言之，罗明坚通过对《千字文》的注音和释义，使他自己获得了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初步理解和言说能力，不仅为其嗣后的中文著述和西学东渐创造了条件，也探索了中文典籍西译和中学西传的可能。汉拉双语《千字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呈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和细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思想史意义，对于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献引用格式

　　陈恩维.汉拉双语《千字文》手稿及其跨文化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04):42-48.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王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