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元代咏史散曲的思维特质与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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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 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三家〈诗〉辑佚史》，主编《明代文学论丛》第1辑、第2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

元代咏史散曲的思维特质与价值追求

核心提示

　　元代咏史散曲中充斥着强烈的悲观消极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元代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但主要源于散曲文体的写作传统及其背后的思维特质与价值追求。元代散曲家在看待历史时，具备极其宏深的观照视野，从而演化出“繁华尽逝”与“成败皆空”这两种写作范式，并发展出鲜明的宿命论观点。元代散曲家又在王朝兴衰与个人成败之外，树立起归隐的人生理想，在世俗层面包含着对官场凶险的厌恶与对享乐生活的贪恋，在世俗层面之上则贯穿着通观往古后的理性思考与对永恒不朽的超越性追求。元代咏史散曲最终建构起“历史兴亡—现实归隐—永恒山水”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实现了价值观的突破与救赎。

内容精选

　　在元代，散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体裁，逐渐完成雅俗文化的交融与整合。在此过程中，咏史怀古题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披着历史知识的外衣而具有鲜明的文人视角，另一方面又暴露出相对庸俗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和历史题材的小说、戏曲作品一样，成为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交汇点。咏史散曲也随之成为元散曲中举足轻重的创作类型，引起学者的重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指出：“(咏史)散曲作品内容厚实，感情浓烈，寓意深刻，比起大量描写男女风情、纵酒归隐的散曲作品来，它严肃、尖锐，更具政治色彩和时代气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散曲思想内容的深度和高度。”而这种所谓的“深度和高度”，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悲剧意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散曲家在写作咏史散曲时，相当普遍地认为：历史上的兴亡成败皆如过眼云烟，最终都要化作尘土，既然如此，倒不如不计较兴亡，不关心成败，甚至不在乎是非。学者将这种现象的成因归结为“对命运表现了无可奈何的畏惧，而没有激起自身的力量感和尊严感”。而缺乏尊严感，又“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可怜的地位有关”，也与元朝黑暗的政治环境有关。虽然政治因素确实是元散曲发展嬗变的基本背景，但不能仅从这单一的角度来理解元代咏史散曲的特质。笔者认为，在社会政治背景之外，还必须从其思维特质和价值追求中寻找答案。

　　一、悲观的基调：文体层面的内在规定性

　　所谓思维特质，是指作家在进入写作状态时，因为受到某些写作习惯或规则的诱导，而倾向于使用相对固定的思维方法，从而呈现出某种内部的统一性。思维特质主要依赖的不是文本之外的时代环境与个体遭际的变迁，而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约定、相互塑造而形成的一系列范式与习套。

　　元代咏史散曲的内部规定性就尤其明显，而且突出地体现在“文体”这一维度中。之所以首先考虑到“文体”要素，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元人在其咏史散曲和咏史怀古诗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中所表达的价值观念，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使我们进一步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元代散曲作家的咏史书写，未必只与外部的社会环境有关，甚至未必完全真实地表达其内心所想，而是更多地源于文体内部的限定。散曲作家受到文体传统的强力制约，将写作散曲变成一种相互影响和晕染的行为，其散曲创作风格受其他散曲作品的影响可能大过受自身生活的影响。加之，散曲的创作语境经常是宴冶、娱乐等场合，而这种场合的不严肃性与从众性，往往容易加剧这种“人云亦云”的效应。在这里，作家本人的个性退居次席，而文体内部的共性更容易发挥作用。下面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张养浩主要以散曲名世，同时也善于作诗，他这两方面的创作适可作一比较。首先，他有17首咏史散曲传世，其中14首都明显带有消极悲观的色彩。有9首是用[中吕·山坡羊]曲牌所作，多数都对世事兴衰抱有冷淡与无奈的态度，使全曲笼罩着压抑的气氛。《骊山怀古》历数周秦楚汉的纷争，最终说：“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北邙山怀古》和《洛阳怀古》则关注洛阳的衰败，说那些“汉朝君”“晋朝臣”最终“都做了北邙山下尘”，“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又如，其[双调·沉醉东风]为7首一组的联章小令，其二云：“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遭难。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其四云：“郭子仪功威吐蕃。李太白书骇南蛮。房玄龄经济才。尉敬德英雄汉。魏征般敢言直谏。这的每都不满高人一笑看。因此上功名意懒。”其六云：“万言策长沙不还。六韬书云梦空叹。只为他进身的疾。收心的晚。终不免有许多忧患。见了些无下梢从前玉笋班。因此上功名意懒。”张养浩看到历代的文人才士、功臣良将，往往没有好的结局，因此对求取功名这件事也感到心灰意懒，每首曲的末尾便都是“功名意懒”四字。

　　其次，他还有18首咏史诗，却多数都灌注着刚健之气。例如《书大唐中兴颂后》总结了唐玄宗的失败教训，最后说“乃知君德贵刚健，不尔何以令八区”，分明是在弘扬刚健之气。对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也积极地予以赞扬，例如称颂颜真卿“抗虏一身皆是胆”。他在行经项羽戏马台时，还自称“经过莫笑书生懦，我亦毫端敌万夫”，俨然受到英雄事迹的鼓舞，激发了用世之志。他还有《读史有感自和十首》，对历史是非表达出明确的儒家立场，例如“纲常坏自周秦始，礼法传由汉魏非”“每怜铸铁作人谬，更觉悬金徙木非”“周衰遂使诸卿显，孟出方知二子非”。

　　很明显，张养浩在散曲和诗中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而且这不能用作家思想变动来解释。如果考察张养浩的行事作风，便会发现他几乎以儒家理学思想指导自己一生的出处进退。他纵然有过一段明哲保身、辞官避祸的经历，但也长期坚持同官场陋习作斗争，展现出儒家士人当仁不让的骨气。尤其是他晚年接受朝廷征召，再次出仕，担任陕西行台中丞，为的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要去主持陕西赈灾，解救灾民于水火。恰在此期间，他写作了上文提及的[山坡羊]怀古组曲。这组散曲中最著名的一首是《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秦汉以来，兴亡几番轮回，但不变的是底层百姓始终难以摆脱苦难的命运。这番言论看似贯彻了儒家的济世爱民思想，但其内在逻辑却恰恰是反儒家的。儒家思想激发士人的用世之志，而用世的最终目标则是使国家兴盛、百姓安康。换言之，国家“兴”，则百姓不“苦”。《潼关怀古》却说无论兴亡，百姓永远无法摆脱苦的命运。这是一种极端的悲观情调，无益于改善百姓的命运，而只是一种故作高明的宣泄。看来，将咏史散曲中的历史观念完全视作作者本人的思想底色，未免太过粗率。

　　以上这种情况，在卢挚、虞集、贯云石等人身上也出现过。

　　卢挚有[双调·蟾宫曲]咏史散曲24首，多写荒凉之景、败亡之象。例如《丽华》写陈之亡，《萧娥》写隋之灭，《杨妃》写唐之乱，《西施》写吴之败，《洛阳怀古》写金谷之废弃、魏晋之更迭，《咸阳怀古》写阿房之灰烬、隋唐之过往，《金陵怀古》写商女之歌声、台城之怅望，《江陵怀古》写宋玉之悲秋、王粲之登楼，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在卢挚的咏史散曲中，响彻着王朝灭亡、才士不遇的悲歌。但若看他的咏史诗，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笔下的陶渊明，“雁秋持书晋甲子，辞锋时露长沙雄”;他评论严子陵的时候，则说“使人皆先生兮谁其伊周”，俨然十分关切天下安危。

　　虞集有[双调·折桂令]《席上偶谈蜀汉事因赋短柱体》：“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欤。”该曲将英雄往事皆归为“天数”之无常，最终用“归欤”二字来表达对现实的逃避，仍然属于消极悲观的情感基调。但其咏史诗《题汉孝宣受贡图》却描绘了汉宣帝接受匈奴日逐王朝贡的盛况，并用“黄屋东边渭水上，从官谁是霍嫖姚”二句表达对一代英雄霍去病的纪念。其《李陵别苏武》诗也表达了对李陵的批评和对苏武的赞扬：“明日节髦归汉地，将军应是独潸然。”其情感与立场都是明确的。

　　贯云石有[双调·清江引]《知足》联章小令4首，认为“荣枯自天休觊图”，近于宿命论;还表达了“识破幻泡身，绝却功名念”的想法，认为现实皆为虚幻，功名不必追求。但其咏史诗《题岳忠武王庙》却澎湃着满腔的英雄壮气，诗云：“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山河把不牢。”

　　以上诸公当中，张养浩官至礼部尚书，多次执掌文衡;卢挚久居廉访使之职，官运顺遂;虞集累除奎章阁侍书学士，为文坛之魁首;贯云石则出身畏兀儿贵族，享有世袭爵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或位列高官，或出身世家，理想主义的情怀应是他们的人格底色，在其诗作中洋溢而出的盛唐气象似乎也更接近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但他们却都在散曲作品中表达悲观压抑的历史观念。这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咏史散曲的写作并非以写心言志为主，而更多的是遵循某些固定的套路或范式。

　　二、通代视野以及由此衍生的写作套路

　　上一节从文体层面确定了元代咏史散曲的内在规定性，但其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思维习惯，还需要我们透过现象观察本质。将咏史诗与咏史散曲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二者看待历史的视野纵深完全不同。咏史诗往往是一首诗只围绕一人一事展开，发表议论时也倾向于就事论事、具体分析，因此更专注于讨论历史兴衰、人物成败的具体原因，并希望从中总结出相应的经验教训;而元代咏史散曲则总是将视野拉远，在更为宏阔的时间轴上考虑问题，从而减轻单一人物或事件的分量，消弭成与败、是与非之间的差别。

　　元代咏史散曲的这种思维习惯，首先表现为一种通代观照。也许只有一二十字，却也能纵论古今上千年的变迁，气魄之大，非比寻常。例如邓玉宾套曲[中吕·粉蝶儿]云：“从这尧舜禹汤周灭了，汉三分，晋六朝，五代相交，都则是一话间闲谈笑。”这短短28字，从尧舜传说时代漫数到五代十国时期，跨越数千年之久。又如卢挚《京口怀古》：“道南宅岂识楼桑。何许英雄。惊倒孙郎。汉鼎才分。流延晋宋。弹指萧梁。昭代车书四方。北溟鱼浮海吞江。临眺苍茫。醉倚歌鬟。吟断寒窗。”从汉末讲到萧梁，最后说到元代，历数京口地区发生的历史大事和社会变迁，由古及今，一气写下，也具有非凡的通代视野。

　　受这种通代视野的影响，在元代咏史散曲中，“千载”“千年”“千古”“万古”这样的字眼便经常出现。例如卢挚《武昌怀古》中说“千载悠悠，一笑休休”，《长沙怀古》中说“千古长沙，几度词臣”，《箕山怀古》中说“三径秋香，万古苍波”;庾天锡套曲[商角调·黄莺儿]中说“怀古，怀古。物换千年，星移几度”;冯子振《黄阁清风》中说“一千年黄阁清风，是万古声名响处”;鲜于必仁[越调·寨儿令]中说“千万古圣贤评”;张养浩《洛阳怀古》中说“云台不见中兴将，千古转头归灭亡”;范康《酒色财气》中说“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蜺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处不一一赘举。总的来看，其中都贯穿着蓬勃的通代气魄。但可惜的是，这种气魄最终没能像元诗那样走向“宗唐得古”的方向，从而具备盛唐气象式的豪迈与自信，而是转入下乘，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催化剂。

　　其次，通代观照的视角会进一步产生具体的写作套路，大致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套路可以概括为“繁华尽逝”。历代王朝兴衰更替，无论它们经历过怎样的繁华与兴盛，最终都会化作云烟，归为无物。繁华只是史书中的抽象记载，而沉寂才是眼前所见的实景，因此散曲作家更相信眼前的结局，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华毫不在意。这一套路之所以与通代视角有关，是因为散曲作家通常是将所有的过往繁华打一个包，与眼前的现实进行比较。而且在他们笔下，繁华不对应于具体时段的个别事件，而是一种无限时空下的共性想象。例如汤式有4首怀古散曲，皆用[双调·沉醉东风]曲牌，分述扬州、苏州、杭州和大都在历史上的盛景，最后却都从这些虚拟的繁华想象中抽身回到沉寂萧条的现实，说“再不见看花驻马”“再不见黄金范蠡”“再不见寻花问柳”“再不见秦楼谢馆”。“再不见”三字恰恰点出这一写作习套的关键。除了第二首《姑苏怀古》提到“馆娃宫”“麋鹿”“范蠡”，与吴越故事密切联系外，其余三首在对繁华的描写中都不专指任何具体史实，其繁华都是泛指的，体现出共性想象的特征。

　　那些看不见的繁华，终归停留在过往的时空里，遥不可及;而现实中看得见的，唯有尘与土而已。所以张养浩《北邙山怀古》会说：“把风云庆会消磨尽，都做了北邙山下尘。”《骊山怀古》会说：“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潼关怀古》会说：“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张可久《雪中游虎丘》也说：“兴亡遗恨，一丘黄土。”繁华是一种共性的想象，其实所谓现实又何尝不是呢!作者在宴饮场合创作散曲，发抒怀抱，不像写咏史诗那样经常能走到户外，面对具体的遗迹。因此，在咏史散曲中，现实也被抽象化，提炼成“尘”与“土”这样的意象，这也成为元代咏史散曲的一个特色。

　　第二种套路可以概括为“成败皆空”。上一种套路中沉寂荒凉的现实景象，还或多或少带有元代初年与末年的战争所造成的创痛感，与社会政治背景尚保持一定联系，散曲作家畸形变异的历史观正是这一基本背景的映射。但“成败皆空”这一套路中的问题基本可以脱离元代的具体现实，而投射到普遍化的历史阐释中来。人类历史中，充斥着不同政治阵营间的激烈争斗，经历过无数次残酷战争的你死我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些成与败都是一时之事，在宏大的时间轴上，成功者与失败者都无法战胜岁月的沧桑，他们的结局其实相同，终究要同归尘土。在这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套路中，一切具体的成败计较都是徒劳，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别都可用“转头空”三字轻松抹杀。这就可以让任何积极的奋斗与一切伟大的功业都丧失意义，体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调性。例如陈草庵[中吕·山坡羊]中说：“三国鼎分牛继马。兴。休羡他。亡。休羡他。”陈草庵认为，三国鼎分，无论谁笑到最后，都不值得羡慕。“休羡他”三字，就体现了这种意义的丧失。马致远[双调·拨不断]说得更明确：“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我们一旦堕入了散曲家的观念陷阱中，再去面对“王图霸业成何用”这类诘问的时候，便总是无力应答。这类看似高明的诘问，恰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可怕之处。

　　在这一套路中，通代视角转化为一种“长时段视角”，即从历史事件的结束算起，向后来观望，在更长的时间轴上，一时的成败都没有了意义。所以盍西村[越调·小桃红]《杂咏》其二中说：“古今荣辱转头空。都是相般弄。我道虚名不中用。劝英雄。眼前祸患休多种。秦宫汉冢。乌江云梦。依旧起秋风。”张养浩《洛阳怀古》也说：“天津桥上。凭阑遥望。舂陵王气都凋丧。树苍苍。水茫茫。云台不见中兴将。千古转头归灭亡。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功与名的“不久长”，恰与长时段视角相对立。

　　在这一套路中，元代散曲作家逐渐形成了关注频次最高的两个话题，一是吴越称霸，一是楚汉相争。前者如任昱的[双调·沉醉东风]《会稽怀古》：“爱望海秦山古色。探藏书禹穴重来。鉴水边。云门外。有谁人布袜青鞋。休问吴宫暗绿苔。越国在残阳翠霭。”吴国是战争的失败者，吴宫也因此废弃生苔;而反观越国故地，到如今也是同样一副光景。后者如范康《酒色财气》：“形骸随红尘化。功名向青史标。七英雄事业真堪笑。六豪王踪迹平如扫。两下里争战图前闹。一壁厢淡烟衰草霸王城。一壁厢西风落日高皇庙。”“淡烟衰草”和“西风落日”遥相呼应，体现了成与败共同的归宿。又如李爱山[双调·寿阳曲]《怀古》：“项羽争雄霸。刘邦起战伐。白夺成四百年汉朝天下。世衰也汉家属了晋家。则落的渔樵人一场闲话。”刘项争雄，即便再荒诞，恐怕也不能说刘邦是“白夺成四百年汉朝天下”，四百年来的宗社传承，都被如此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这种逻辑一经推敲，便很难为人接受。

　　最后，宏观视角与通代观照作为一种思维特质，其实也是散曲作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便利条件。按理来讲，观察历史的时间轴拉得更长，参考的样本自然就更多，其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会更有把握。但散曲文体自身的写作传统中，似乎并不包含就事论事的品质，而总是希望找到一条通用的法则，形成写作的套路。问题是，他们选择了何种法则来建构写作套路呢?在正统的儒家价值观中，对兴亡成败的规律早就做出了回答，即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的“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仁义”，无论具体如何施行，总归是要有所为的。但元代散曲作家的答案似乎是道家式的，他们将兴亡成败诉诸命运的安排，人的个体在宏大的历史运势中显得无比渺小，因此即便是英雄人物，看似为争取事业的成功付出了大量主观的努力，但其实在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不可捉摸的命运。

　　散曲作家首先会感叹，命运的安排是难以测度的。他们之所以有此想法，很可能正是因为视野的宏观，使他们看到了太多例外，于是反而对社会历史所谓的必然趋势不抱希望，而将一切归于偶然因素。例如鲜于必仁[双调·折桂令]《诸葛武侯》：“草庐当日楼桑。任虎战中原。龙卧南阳。八阵图成。三分国峙。万古鹰扬。出师表谋谟庙堂。梁甫吟感叹岩廊。成败难量。五丈秋风。落日苍茫。”作品中列举了诸葛亮的一系列功绩，照此态势，理应得偿所愿，最终复兴汉室。但历史的实际情况却是英雄饮恨，抱憾而终。由此，作者发出了“成败难量”的感叹。再看曾瑞的套曲[正宫·端正好]《自序》，其中[滚绣球]曲云：“时与命道不合。我和他气不和。皆前定并无差错。虽圣贤胸次包罗。待据六合。要并一锅。其中有千万人我。各有天时地利人和。气难吞吴魏亡了诸葛。道不行齐梁丧了孟轲。天数难那。”“吴魏亡了诸葛”“齐梁丧了孟轲”，皆是不公不平之事，但最终还是发生了，散曲作家只能无奈地承认“皆前定并无差错”，哀叹一声“天数难那”。以上是对失败者的解释策略，而对于历史上的成功者，散曲作家也往往如法炮制，同样诉诸命运的安排。例如，冯子振[正宫·鹦鹉曲]《磻溪故事》：“非熊无梦淹留住。吕望八十钓鱼父。白头翁晚遇文王。闲煞磻溪蓑雨。【么】运来时表海封齐。放下一钩丝去。至今人想象筌箵。靠藓石苔矶稳处。”冯氏就将吕尚的成功解释为“运来”。也有将成功者和失败者并列，共同以宿命论做出解释的。例如，马谦斋[越调·柳营曲]《楚汉遗事》：“楚霸王。汉高皇。龙争虎斗几战场。争弱争强。天丧天亡。成败岂寻常。一个福相催先到咸阳。一个命将衰自刎乌江。江山空寂寞。宫殿久荒凉。君试详。都一枕梦黄粱。”作者将刘邦的成功归为“福相催”，将项羽的失败归为“命将衰”，就是如此。

　　接下来的问题是：散曲作家如何能放弃对就事论事的尝试，而惊讶地认识到其实是命运在起作用呢?他们最常用的方法是对历史作假设。例如，张养浩《沔池怀古》其一：“秦如狼虎。赵如豚鼠。秦强赵弱非虚语。笑相如。大粗疏。欲凭血气为伊吕。万一座间诛戮汝。君也。谁做主。民也。谁做主。”其二：“秦王强暴。赵王懦弱。相如何以为怀抱。不量度。剩粗豪。酒席间便欲伐无道。倘若祖龙心内恼。君。干送了。民。干送了。”蔺相如在沔池之会上直接对抗秦王，秦王“倘若”恼羞成怒，“万一”于座间奋起杀机，蔺相如休提有匡主之功，恐怕连性命都不能保全。由此，散曲作者对蔺相如的成功完成了一种翻案与解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元代咏史散曲的时候，总能找到翻案思维的影子。元代散曲作家的翻案其实多是一种假翻案，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就着一个具体的“案”来翻，而是将所有前人曾经认真探讨过的“案”，用统一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宿命论一气翻过。读其一首两首，尚可感受到思维的快感与颠覆的乐趣，但读得稍多一些，就不仅会有审美疲劳、味同嚼蜡之感，还会因其背后消极的历史观而产生重压难耐之感。

　　在那样一个难以掌控自身命运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群体竟能将宏阔的历史视角引向极端的宿命论，这既令人惊讶，也令人唏嘘。而如果一味地在历史评价中坚持否定性的观点，恐怕也不能令人满意。在这样的理论困境之下，元代咏史散曲的写作亟需一种“出口”，去指导人们应当主动地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归宿。元代的散曲作家们几乎给出了统一的答案——归隐。

　　三、归隐与享乐：现实世界中的人生选择

　　早有学者指出：“隐逸，是元代散曲最重要的内容旋律，不论是在元代前期还是后期，不论是在平民作家还是士宦作家的笔端，都荡回不绝。”而在咏史类型的散曲中，许由、严子陵、陶渊明等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也是重要的书写对象。大量作品都借此抒发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但这种生活向往又有些偏于世俗。换句话说，散曲作家在选择归隐道路时，考虑的主要是一些肤浅的生活需求，更多的也是利害方面的权衡，未必能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在这较为浅俗的层次上，元代咏史散曲与整个元散曲中的隐逸书写相比，并未表现出本质的区别。我们从那些不借助历史反思而专写归隐志向的散曲中所能读到的一切信息，在这一层次的咏史散曲中，也都能读到，最多不过是通过历史人物间接地表达出来，多了一点用典的色彩而已。

　　首先，散曲作家会出于对官场的畏惧或厌倦而选择归隐。这种理由相对较为消极，不一定是他们对归隐有多少直接的向往，而只是因为官场充满凶险而已。关于官场的凶险，散曲家尤其喜欢以张良、范蠡等功成名就却能急流勇退的隐士为正面典型，并以韩信一类因贪恋功名而身败名裂的人物为反面典型，通过这种吉凶对比，为归隐找寻理由。例如白朴[中吕·阳春曲]《知几》：“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乐山乐水总相宜。君细推。今古几人知。”周文质套曲[越调·斗鹌鹑]《自悟》开篇云：“弃职休官。张良范蠡。拜辞了紫绶金章。待看青山绿水。跳出狼虎丛中。不入麒麟画里。想爵禄高。性命危。一个个舍死忘生。争宣竞敕。”薛昂夫[双调·庆东原]《韩信》：“已挂了齐王印。不撑开范蠡船。子房公身退何曾缠。不思保全。不防未然。刬地据位专权。岂不闻自古太平时。不许将军见。”张养浩[中吕·朝天曲]则比较了严子陵和韩信的处境，最后发出诘问：“那一个无忧患?”答案显而易见。

　　其次，与官场的凶险相对应的，则是归隐生活的悠闲与乐趣。但这种乐趣，既与晚唐隐士的清苦枯淡不同，又与盛唐隐士的高雅志趣相异，而是显现出一股庸俗的气味，是一种比较接近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例如马致远[双调·拨不断]：“菊花开。正归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哎。楚三闾休怪。”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有这三样人间美味相伴，不仅能做个快活的隐士，甚至连屈原都可以拿来嘲讽了。

　　因此，在这类散曲中，“快活”和“便宜”成为常常出现的关键词。例如，张可久[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其二：“浮生扰扰红尘。名利君休问。闲人。贫。富贵浮云。乐林泉远害全身。将军。举鼎拔山。只落得自刎。学范蠡归湖。张翰思莼。田园富子孙。玉帛萦方寸。争如醉里乾坤。曾与高人论。不羡元戎印。浣花村。掩柴门。倒大无忧闷。共开樽。细论文。快活清闲道本。”范蠡归湖，尚且还是为了远害全身;张翰思莼，却基本是出于生活的享受。田园不是清贫的所在，而是“富子孙”的沃土，是“快活清闲”的乐园。无名氏[双调·阿纳忽]：“越范蠡功成名遂。驾一叶扁舟回归。去弄五湖云水。倒大来快活便宜。”无名氏[双调·一锭银]：“汉室张良有见识。早纳了朝衣。深山埋名隐迹。无是非快活了便宜。”“范蠡归湖识进退。见越主昏迷。一叶扁舟活计。无是非快活了便宜。”“渊明篱下饮菊杯。全不想彭泽。每日醺醺沉醉。无是非快活了便宜。”无名氏套曲[小石调·归来乐]：“罢罢耍耍。茫茫世界尽宽大。五斗米折不得彭泽腰。一椀饭受不得淮阴跨。种几亩邵平瓜。卜几文君平卦。哈哈。快活煞。心窝里无牵挂。耳跟厢没嘈杂。哈哈。世上人劳劳堪讶。”李致远套曲[中吕·粉蝶儿]《拟渊明》云：“问因宜把功名弃。岂不见张良范蠡。这两个多大得便宜。”张良和范蠡既取得了现实的功名，又获得了隐逸的快乐，真是“两全其美”，占尽人世的“便宜”。“便宜”二字，既没有拯救苍生的责任感，也没有啸傲林泉的淡泊心，有的只是经营算计的市井心态，境界着实不高。

　　饮酒更成为归隐生活中最重要的享乐内容。历史上那些英雄壮举，都不如饮酒图一醉来得快活。马致远将这种写法发挥到极致。例如他的[双调·庆东原]《叹世》6首：

　　拔山力。举鼎威。喑呜叱咤千人废。阴陵道北。乌江岸西。休了衣锦东归。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明月闲旌旆。秋风助鼓鼙。帐前滴尽英雄泪。楚歌四起。乌骓漫嘶。虞美人兮。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三顾茅庐问。高才天下知。笑当时诸葛成何计。出师未回。长星坠地。蜀国空悲。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夸才智。曹孟德。分香卖履纯狐媚。奸雄那里。平生落的。只两字征西。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画筹计。堕泪碑。两贤才德谁相配。一个力扶汉基。一个恢张晋室。可惜都寿与心违。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珊瑚树。高数尺。珍奇合在谁家内。便认做我的。岂不知财多害己。直到东市方知。则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前两首写项羽，第三首写诸葛亮，第四首写曹操，第五首写魏舒和羊祜，第六首写石崇。除石崇外，都可称英雄，但每首都以“不如醉还醒，醒而醉”收尾。马致远又有[双调·拨不断]15首，其三云：“路傍碑。不知谁。春苔绿满无人祭。毕卓生前酒一杯。曹公身后坟三尺。不如醉了还醉。”其五云：“孟襄阳。兴何狂。冻骑驴灞陵桥上。便纵有些梅花入梦香。到不如风雪销金帐。慢慢的浅斟低唱。”其十三云：“子房鞋。买臣柴。屠沽乞食为僚宰。版筑躬耕有将才。古人尚自把天时待。只不如且酩子里胡捱。”分别写曹操、孟浩然、张良，最终也劝他们回到酒中寻求慰藉。以饮酒收尾不仅是马致远的习惯写法，在郑光祖的散曲中也出现过，而且直接与归隐挂钩。其[正宫·塞鸿秋]：“金谷园那得三生富。铁门限枉作千年妬。汨罗江空把三闾污。北邙山谁是千钟禄。想应陶令杯。不到刘伶墓。怎相逢不饮空归去。”

　　将饮酒与归隐相联系，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陶渊明。陶渊明本人嗜酒如命，陶诗亦多写饮酒。我们能料想到，在陶渊明的生活状态中，醉几乎成为一种常态。而与之恰成对照的，则是那个不肯一醉、只愿“独醒”的屈原。在很多散曲作品中，陶渊明与屈原的对立，演变成一种习套，而且几乎一致地都在向往前者的生活，而嘲笑后者的迂腐。例如范康[仙吕·寄生草]《酒色财气》：“常醉后方何碍。不醉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蜺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钟嗣成[双调·清江引]：“采薇首阳空忍饥。枉了争闲气。试问屈原醒。争似渊明醉。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无名氏[双调·寿阳曲]：“陶元亮。楚大夫。醉和醒怎生做一处。恰似杜鹃和鹧鸪。行不得却道不如归去。”

　　劝屈原喝醉，也因此成为一种调侃的习套。元散曲那种泼辣俚俗、没遮没拦的风格无疑又大大地助长了调侃的力度。例如马致远[双调·拨不断]其九：“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屈原讲“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此曲却说屈原清醒而死没甚趣味，还不如倒头一醉来得快活，一下就将威严傲岸的伟人说得哑口无言，市井泼闹的作风几乎是对任何伟大人格的解构灵药。还有直接劝屈原喝酒的，比如邓玉宾套曲[中吕·粉蝶儿]云：“三闾枉了。众人都醉倒。你也餔啜些醨糟。朝中待独自要个醒醒号。怎当他众口嗷嗷。”陈草庵[中吕·山坡羊]云：“三闾当日。一身辞世。此心倒大无萦系。淈其泥。啜其醨。何须自苦风波际。泉下子房和范蠡。清。也笑你。醒。也笑你。”张养浩[中吕·普天乐]也说：“楚离骚。谁能解。就中之意。日月明白。恨尚存。人何在。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这先生畅好是胡来。怎如向青山影里。狂歌痛饮。其乐无涯。”屈原投江之义举，最终不过是便宜了湘江里的鱼虾蟹，既无益于事功，又枉活一世，这种说法固然难以反驳，却也真是打翻了人类所有值得追求的美好品质，使人们共同走向了烂醉如泥的混沌深渊。

　　从以上作品来看，在元散曲作家笔下，归隐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只是对现实人生的逃避、对享乐生活的沉迷、对伟大的悬置、对猥琐的坚持。若就此下去，不仅归隐这个主题要被毁灭，就连整个元代咏史散曲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也将变得卑劣不堪。所幸的是，归隐一方面是最为现实的人生选择，另一方面也并非不包含价值层面的追求。我们在另一些咏史散曲中发现，归隐主题也能呈现出较高层次的形态。

　　四、永恒与不朽：通往价值世界的突破口

　　元代咏史散曲除了有极为世俗的一面，其实也有脱离世俗的一面。正是后者，使归隐主题并不只是咏史题材的一个子类型，还是建构整个元散曲历史观与价值观的重要渠道。这一面向的所有思想特质，都必须依赖对历史的省思，突出体现了咏史题材的特点。

　　首先，元代散曲作家对归隐生活的青睐，不仅源于官场险恶、田园享乐这些现实因素，而且也建立在通观往古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李致远套曲[中吕·粉蝶儿]《拟渊明》中，以陶渊明的口吻说：“辞功名则待远是非。守田园是我有见识。”作者认为陶渊明守田园是基于一种“见识”，而这见识当中恐怕也少不了对历史的观察。不要忘记，陶渊明本人就写了很多咏史诗，借由古人行事，间接表达自己高洁的志向。例如《饮酒》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此诗写伯夷、叔齐，沿袭了《史记·伯夷列传》的基本观点，感叹善恶之不公。这样的牢骚语，和元代散曲作家经常抒发的悲观情绪并无不同。元代咏史散曲也是首先从历朝历代的善恶不公与成败皆空中，感悟出不必执着于功名的道理。

　　例如张养浩[中吕·普天乐]开篇便说“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于是决定去“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其乐无涯”。郑光祖[正宫·塞鸿秋]就说陶渊明归隐，是因为他能够“识破兴亡数”。而所谓“兴亡数”，正是成败皆空的道理。张可久[黄钟·人月圆]《山中书事》开篇也是一句“兴亡千古繁华梦”，继而漫数“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繁华尽成荒落，还不如“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过“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潇洒生活。赵显宏[黄钟·刮地风]《叹世》历数韩信、项羽、刘邦的虚无结局，“坐观成败”，发现万事皆空，于是选择在“安乐窝中且避乖”的归隐生活。王举之[双调·折桂令]《读史有感》先摆出诸葛亮与吕尚的英雄壮举，却又一笔宕开，叹“百战尘空”，感“世事秋蓬”，得出了“惟有渔樵，跳出樊笼”的结论。无名氏[小石调·归来乐]列举“事业伊周，文章董贾”，却是这些“到头来都是假，总饶你，少不得北邙山下”，最终还是要高喊一声“俺归去也呀”。

　　其次，单纯的看破功名，终究不是一种多么高明的境界，因为仍然缺少正向的、肯定性的价值“追求”。上引陶渊明诗中的最后两句，说伯夷、叔齐固守志节的行为足以使他们流芳百世。从中可见，陶渊明归隐期间所追求的价值里包含着“永恒”的意义。其实，元代咏史散曲与陶诗一样，都有追求永恒的取向。

　　有些散曲作品就认为，历史并不是由英雄人物和帝王将相来创造的，因为那些终归虚无，但却是由隐士造就的，因为隐士以其精神力量垂名青史，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例如曾瑞[南吕·四块玉]《述怀》：“冠世才。安邦策。无用空怀土中埋。有人跳出红尘外。七里滩。五柳宅。名万载。”将归隐之士的“名万载”与安邦之臣的“土中埋”构成对比，表达对声名不朽的期许。徐再思[商调·梧叶儿]《钓台》也说严子陵的价值胜过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即所谓“重归七里滩，赢得一身闲，高似他云台将坛”。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鲜于必仁的两首散曲。一首是[越调·寨儿令]：“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钓叟谁称。农父谁名。去就一般轻。五柳庄月朗风清。七里滩浪稳潮平。折腰时心已愧。伸脚处梦先惊。听。千万古圣贤评。”另一首是[双调·折桂令]《严客里》：“傲中兴百二山河。拂袖归来。税驾岩阿。物外闲身。云边老树。烟际沧波。犯帝座星明凤阁。钓桐江月冷渔蓑。富贵如何。万古清风。岂易消磨。”这两首作品除了认为严子陵、陶渊明有名著汗青、千古不朽的成就，还着力描写二人隐居之所“五柳庄”和“七里滩”的自然景色。风景描写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要增加作品的声色，也不是简单地借景抒情，而是要形成一种独特的隐喻：这样的山水景色能够历经万古，不易消磨，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马致远在[双调·拨不断]里描写严子陵隐居场景时会说“惟有西山万古青”;赵善庆在[中吕·山坡羊]《长安怀古》中会将秦汉隋唐宫阙的倾颓与“骊山横岫，渭河环秀，山河百二还如旧”相对比;张可久在[越调·寨儿令]《过钓台》里会感叹“千古照沧浪”。可以说，与现实功名相比，山水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性。

　　如果将山水的稳定性继续加以延伸，就会在隐士与山水之间构建一种隐喻性的联系：隐士声名之千古不朽，恰如自然山水之万世不移。山水既是隐士生活的发生场景，又是隐士精神的形象隐喻。咏史题材常有“物是人非”之叹，山水之不移不改，即代表“物是”的一面。而按理说，任何人都难以逃脱“人非”的自然法则，只有隐士因为回归山水、拥抱山水，最终成为与山水同样不朽的存在，终于得以逃脱“物是人非”的千古迷局。

　　上文已经归纳出元代咏史散曲的两个套路：“繁华尽逝”与“成败皆空”。在这两个写作范式中，山水及其稳定性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繁华尽逝”的套路中，经常出现山水与歌舞的对比。繁华时代的歌舞是短暂易逝的，而山水则能历经繁华与衰颓的轮番循环，始终保持本色。在这当中，山水被寄寓了永恒的价值。例如张可久[中吕·卖花声]《怀古》：“阿房舞殿翻罗袖。金谷名园起玉楼。隋堤古柳缆龙舟。不堪回首。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阿房宫、金谷园和隋堤的歌舞繁华都已“不堪回首”，但东风再起之时，野花仍然开放。汤式[中吕·普天乐]《金陵怀古》中说“山围故国，歌残玉树”，《钱唐怀古》中说“笙歌静悄，风物萧疏”;卢挚[双调·蟾宫曲]《绿珠》中说“金谷成空，过了繁华，洛水流东”;赵善庆[越调·凭阑人]《春日怀古》先写“铜雀台空锁暮云，金谷园荒成路尘”，继而紧接“转头千载春”。在这些作品中，歌舞与山水的反差，构成一种基本的构思方法。

　　在“成败皆空”的套路中，成功者与失败者在同一片山水背景的映衬下，消弭了彼此之间的差别。例如徐再思[双调·蟾宫曲]《姑苏台》：“荒台谁唤姑苏。兵渡西兴。祸起东吴。切齿雠冤。捧心钩饵。尝胆权谋。三千尺侵云粪土。十万家泣血膏腴。日月居诸。台殿丘墟。何似灵岩。山色如初。”杨维桢套曲[双调·夜行船]《吊古》尾声：“越王百计吞吴地。归去层台高起。只今亦是鹧鸪飞处。”汤式[中吕·普天乐]《姑苏怀古》：“问姑苏繁华地。曾闻鹿走。谩说乌栖。黄金销范蠡身。花露滴西施泪。一代英雄如昨日。卧麒麟高冢累累。长洲野草。孤城流水。古殿残碑。”无名氏[越调·柳营曲]《范蠡》：“一叶舟。五湖游。闹垓垓不如归去休。红蓼滩头。白鹭沙鸥。正值着明月洞庭秋。进西施一捻风流。起吴越两处冤雠。趁西风闲袖手。重整理钓鱼钩。看。一江春水向东流。”以上四首散曲都写吴越故事，而且都以山水描写作结。无论吴人还是越人，成王败寇共同融入山色、水色之中。可以说，成败皆空，但山水永恒。

　　过去的研究者在面对元代咏史散曲的悲观情绪与消极史观时，一方面都能够深刻地理解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对这种文学、文化面貌给予同情与理解;另一方面也力求为其探寻出一些积极的信号，希望在悲观与消极之余获得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内涵。思路大致有两种：陈昌怡认为，元代散曲家认定兴亡循环有数，虽然眼前现实如此黑暗，但天下终会有再度澄清的时候，这种对未来的期待是较为积极的心态;朱万曙认为，元代散曲家在否定传统儒家价值观之余，还建立起“贵适意”的新的人生价值取向，主张在隐逸生活中获得身心自由。陈说比较缺乏文本支撑，不符合元代散曲作品的实际情况。朱说则仍旧停留在世俗层面，没能找出世俗之外更加深刻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对永恒与不朽的追求，才是元代咏史散曲通往价值世界的“突破口”。而其具体途径，则是将历代兴亡成败与隐逸生活相对立，又在隐逸与山水之间建立隐喻联系，由山水的稳定不移来证明隐逸人生的万古不朽。这就终于在历史的对立面，设立了一个更具普遍性与超越性的价值方向。它不仅超越了一般的生活享乐，也超越了具体时代的兴衰循环，而具有了高人一筹的哲理性与思辨性。在这里，既埋伏了散曲文体由俗向雅的关键，也暗藏着元代知识分子对历史规律的独特认知。

　　文献引用格式

　　马昕.元代咏史散曲的思维特质与价值追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01):130-138.

　　本文刊发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1期文学栏目。此为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王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