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创新与建构: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作者简介

　　陈晓伟

　　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学科特聘教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郑州大学影视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河南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中原千人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河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视听传播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河南影视家协会理事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项，主持或参与其他各类项目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2项，获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学会奖”专著类一等奖1项。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传播与文化理论。

　　欧阳宏生

　　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全国首届“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先后在地方、中央电视媒体从事采编、管理和研究工作。2001年引进调入四川大学，次年开始指导博士生。20年来培养了80位博士、40多位硕士以及20位访问学者及博士班学员。先后主持两项国家重点课题、一项部级重大课题、15项国家一般及省部级课题。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21部，主编国家重点教材2部，个人著述600多万字，有6项成果获国家级奖励、12项成果获省人民政府奖励。主要研究：广播电视，新闻(认知)传播。

创新与建构: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

核心提示

　　伴随数字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语境的变迁，广播电视实践呈现一系列新现象、新趋势、新特点，这些变化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认知语境和广播电视理论形态创新的认知前提。以著作和论文作为研究文本来审视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的理论形态和基本构成,可发现：一方面其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史学理论都在向新问题、新趋势、新学科领域开掘和拓展;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上, 也呈现出一些鲜明的倾向性。在中国现有广播电视理论框架基础上，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将逐渐建立起以新时代广播电视实践为魂、广播电视本体理论为体、多学科理论为用的思维模式，建构起契合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

内容精选

　　广播电视理论是研究广播电视的学说，是总结阐释广播电视实践现象的知识、原理和方法。从1950年胡乔木提出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引发的广播理论研究开始，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已走过七十余年历程，逐渐形成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史学理论组成的广播电视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在方针政策、经济水平、科技条件、文化环境、国际语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文化媒介的广播电视实践也呈现一系列新现象、新形态、新特点，对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一、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创新的认知语境

　　理论的创新建构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及文化土壤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媒介环境与格局，数字化的发展也改变了广播电视从制作、播出到接收的各种形态。这些变化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认知语境，也是广播电视理论形态创新的认知前提。

　　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媒介语境的变迁。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之后，广播电视与网络新媒体经历了一个博弈—竞合—融合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并非完全线性发展，但能大致反映国内媒介生态关系。在时间维度上，这个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2005年，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研制的“SMG手机电台”正式开播作为节点，互联网媒体和手机媒体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第五媒体”开始发展并呈现自身优势。广播电视与网络新媒体的渠道之争由此开始。网络新媒体开始从传统媒体分流大量用户和广告业务，成为媒介消费内容的一条重要渠道。广播电视为了应对互联网的挑战，开始在网络渠道拓展与延伸，自办网站、拓展网络渠道成了广播电视与网络新媒体博弈的首选。第二阶段为2006—2016年，以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为节点，广播电视在经历了与新媒体的博弈之后，开始谋求并探索媒介竞合之路。这一阶段，从渠道的竞争发展到内容的竞合。以渠道见长、急需优质内容的新媒体为了节约内容采购成本而开始自行投资原创内容的研发与生产。第三阶段为2017年至今，以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为标志，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进入“深度融合”阶段。随着互联网升级，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开始更深地介入媒体运行。在这一阶段，各媒介之间从内容到渠道开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电视媒体借助网络媒体的场域进行新闻内容生产，最后又将新闻内容重新呈现在网络媒体;网络媒体用场域和平台弥补电视媒体的互动性欠缺，最后再次刊登电视媒体新闻报道的内容，将电视媒体的场域纳入互联网的场域中”。在与网络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广播电视呈现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从分众传播到算法推送的特征。

　　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实践的数字化发展。从21世纪初到现在，中国广播电视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之后，新媒体数字技术已经覆盖了包括内容生产、信息传输、信息接收、媒介管理在内的整个广播电视媒介系统。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改变的不仅是广播电视信息和文化要素的存在方式，而且改变了广播电视文本与受众、社会之间的连接关系。首先是广播电视实践的人工智能化发展。2017年3月，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推出了在Knews24互联网新闻频道播出的融媒体新闻直播节目《小冰摇摇吧》，微软小冰担任“互联网大数据播报员”，对热点新闻进行梳理和播报，并筛选网友评论、线上采访网友。该节目是我国首档全程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主线并命名的新闻栏目。随后在央视的人工智能挑战类节目《机智过人》、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一站到底》中，都有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广播直播智能语音互动系统”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语音语义分析，通过“你好，小听”这样简单的语音唤醒，触发用户与传统广播之间全新的连接，打通驾驶场景与广播直播的交互渠道，用户使用自然语言与节目互动，既实现了用户在安全驾驶前提下边听广播、边参与话题互动的刚性需求，又全面提高了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它几乎覆盖了广播电视行业的整个产业链条。在内容采集方面，AI可以通过数据挖掘以及学习建模，在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素材;在内容生产方面，可以通过智能分析，对内容素材进行智能处理;在节目主持方面，可以通过人脸关键点检测、人脸特征提取、人脸重构、唇语识别、情感迁移等多项前沿技术，结合语音、图像等多模态信息进行联合建模训练后，生成虚拟仿真主持人;在内容存储方面，通过AI智能标记，实现媒体资源库的存储管理;在内容分发层面，可以通过对媒介平台的智能分析，对包括广播、电视、网站、App、社交平台等在内的渠道进行精准的内容分发和渠道匹配。不仅如此，在广播电视广告推送方面， “通过 Video AI 技术将全网海量视频进行结构化分析，精准地将视频内容中出现的消费场景进行识别和标签化，结合广告主的品牌投放需求和产品使用场景提供智能化投放策略和批量化投放，让用户在观看视频内容时有效获取相关品牌智能推荐信息，从而实现精准投放的营销目的和效果”。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广播电视中的全方位应用改变了传统广播电视的产业运行系统。其次是受众互动渠道变得多元化。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发展改变了传统广播电视时代的单向传播模式，使广播电视与受众的互动变得常态化。受众既是广播电视内容的消费者，又是广播电视内容的生产者。除了在广播电视自建的网络平台互动外，社交媒体也成为受众讨论电视内容、表达情绪的新渠道。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发布的《2017微博电视发展报告》显示，在微博平台，综艺与电视剧为讨论最多的节目类型，有22%的微博用户会讨论电视和视频节目，其中，参与综艺节目讨论的用户达17%，参与电视剧讨论的用户达15%。基于此，一些电视频道也在社交媒体平台建立自己的账号，并逐步发展成为常规行为。据人民网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其监测范围内的275份报纸、278个广播频率、34家电视台共计开设网站340个、微博账号900个、微信公众号800个、聚合新闻客户端账号1 202个、聚合视频客户端账号841个、自建安卓客户端337个。相比2019年，各媒体在聚合视频客户端的覆盖率明显上升，其中电视入驻聚合视频客户端的账号增加了53个，增幅超过30%。广播方面，也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在线”等为代表的专业生产内容电台客户端，以“荔枝FM”等为代表的用户生产内容电台客户端,以及以“喜马拉雅FM”等为代表的专业用户生产内容电台客户端。上述数据表明，广播电视与受众的互动已经从最初互动关系的建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再次是内容传播的时空关系重构。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说：“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把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作信息的活动中。”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转向消解了传统广播电视构建的时空关系，尤其对电视而言，“在固定时间、坐在固定的位置(如自家起居室)收看被时间表规定的节目不再是唯一的接受方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受众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观看广播电视节目。用电视理论家阿曼达·洛茨的话来说，数字电视令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时间表，进而也就赋予了每个人创造自己的审美历史的条件。新时代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者应正视新媒介语境的变化和广播电视实践变革，在此认知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二、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创新形态

　　为了更清晰地审视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的创新形态和基本构成，本文将著作和论文文献分开观照。著作对的理论探讨，体例完备、内容充实、研究更具系统性，论文文献则具有观点性、前沿性、引领性等特点。根据两者不同的特点，本文采用了不同的探讨框架，针对前者，根据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四个分支——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史学理论为框架进行审视;后者则根据广播电视理论创新主要内涵的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对新问题作出理论阐释;(2)对发展现状和趋势作出理论判断和预测;(3)对新的学科领域进行开掘、发现与完善;(4)更新电视理念，建立新的电视学术话语规范。通过对著作和论文的双重探讨，以期勾勒出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创新形态的轮廓。

　　(一)基于著作的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创新的基本形态

　　按照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研究框架——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史学研究，笔者依托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资源库，对2017年至2021年的广播电视理论著作进行了检索和类型分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高级检索框中，分别以“中国广播电视”“中国电视”“广播”为内容进行所有字段检索，共得到检索结果491条，人工排除如年鉴、论文集、发展报告、研究报告、教程、获奖作品集等不相关项之后，共得到理论研究著作100部。数据见表1、表2。

　　就著作而言，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应用理论研究数量仍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由本体理论和交叉理论组成的基础理论研究，再次是史论研究和决策理论。在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上，出现了一些鲜明的倾向：

　　第一，应用理论研究：“媒体融合”是主流话语。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雯在研究布莱特项目时，最早向国内引进媒介融合的概念，并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中国“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从2006年开始，相关研究数量迅速增加，并在2015年随着“互联网+”的提出出现一个高峰。综观2017年以来出版的45部应用理论著作，以媒体融合作为主要研究问题的有16部，“媒体融合”依然是应用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著作不再纠结于“媒体融合”的概念边界，而是针对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实践中存在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探讨，内容包括：(1)电视媒体融合发展的动因研究;(2)中国电视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研究;(3)我国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发展问题及路径选择研究;(4)电视媒体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及效果研究;(5)我国电视媒体融合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等问题研究，等。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注重学科交叉，理论视角突出。这一时期的基础理论研究除了对广播电视本体和传播活动的系统研究之外，还将具体节目类型从应用的视野提高到学理层次的系统研究高度，学科交叉明显，理论视角突出。这其中包括：(1)立足哈贝马斯的“平民公共领域”理论，从受众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状况的研究;(2)以拉康的镜像理论为元理论，从电视真人秀的“镜像空间”这一核心视域出发，探讨电视真人秀节目生产机制表征下的深层审美建构机制的研究;(3)对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内涵、结构、建构前提与发展衡量标准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等。

　　将具体节目类型从应用研究上升到学理研究的层次，代表着理论思考抽象化程度的提高、对广播电视内部规律探索意识的增强，有利于理论对广播电视具体实践的进一步指导。

　　第三，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呈现向门类史、专业史以及地域史拓展的倾向性。“电视史学研究既是历史的经验总结，同时又能为现实借鉴服务。”在学界的持续努力下，史学研究已收获一定成果：在电视史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电视批评史》、《中国电视史》;在纪录片史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在广播史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广播史考》《中国广播研究90年》等。这些史学研究成果为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勾勒了历史脉络、搭建了研究框架、建构了写作范式，为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以来，广播电视史论研究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更为细化，呈现向门类史和专业史拓展的倾向。类型包括广播电视综艺史、电视剧文化发展史、纪录片史、春节晚会历史变迁，也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史、广播电视学术史。除此之外，还有基于广播电视整体的编年史作，以及广播、电视的断代史和地域史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深入各门类史、专业史、地域史的肌理深处，细化了史学研究的支脉，呈现史论结合、中西对话、学科交叉的学术创新倾向。

　　(二)基于论文文献的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创新的基本形态

　　学术著作能够反映当下理论研究的体系性，学术论文则能够反映当下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对2017年至2021年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论文，以“TI = ‘广播电视’ OR TI =‘电视’ OR TI =‘广播’ OR TI =‘节目’OR KY =‘广播电视’OR KY =‘电视’OR KY =‘广播’OR KY =‘节目’”为内容做专业检索，共检索出480条结果。通过知网数据库的可视化分析，研究类型以及主题分布如数据库图1、图2所示。

　　综观2017—2021年间的论文研究状况，中国学界对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的创新拓展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对新时代广播电视实践出现的新问题的理论阐释研究，如对广播电视领域新技术实践的理论阐释。“从2015年始，全国电视业包括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甚至少数地方电视台，也包括人民电视、新华电视、光明电视等都纷纷涉足VR领域，从内容制作到频道建设再到平台搭建，逐渐形成了一个VR应用的初级生态格局。” 2016年被称为VR元年，2017年后，以VR、AR、AI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深度融入广播电视领域，广播电视业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学界持续关注新技术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节目传播、使用场景、监测系统中的运用，并探讨了新技术的优势，对未来发展进行思考。代表性文章如《沉浸、智能、互动：2017年中国电视领域新技术实践》《电视媒体VR技术应用的创新价值》《媒介融合时代中国电视VR应用多维分析》《VR时代的广播机遇》等。

　　第二，对新时代广播电视实践现状和发展趋势所做的理论判断和预测研究。伴随广播电视实践的发展，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实践现状，如何看待中国广播电视未来的发展趋势，都需要新的理论进行判断和预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整体现状和趋势的理论判断与预测。2018年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进入融合发展新时代，未来中国广播电视应肩负哪些新的使命和任务，应秉持何种新的理念和姿态，学者们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代表性文章如《新时代、新使命、新理念——寄语中国电视事业发展60年》等。二是对新时代广播电视行业具体问题的现状或趋势的理论判断与预测，内容涉及电视节目、电视广告、电视内容、电视产业、电视频道、电视传播等方面，研究思路多按照现状把脉、问题分析、发展研判、对策建议等逻辑展开，代表性文章如《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舆论引导的现状及对策》《中国电视节目模式输出周边国家的趋势及其文化机制研究》《从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看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去广播化”?弹性生产策略下广播主体性的消散和重建》等。

　　第三，对广播电视新的学科领域进行开掘、发现与完善。2002年，复旦大学将广播电视学列入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的学科、专业之一，进一步确立了广播电视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在三十多年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广播电视学科已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虽然学界对广播电视学科分类在表述上不统一，但其分支大致包含了广播电视节目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受众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广播电视工程学、广播电视史学，以及广播电视交叉学科。新时代以来，广播电视研究的边界不断拓宽，交叉学科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值得提及的有：(1)广播电视学与历史影像学的交叉研究。代表性文章如《传承与超越：历史影像学建构与广播电视研究界域展拓》，文章认为历史影像学是一门以历史影像为内容主体进行研究的新兴学科，它与广播电视的关系是素材内容与形式关系。与历史影像学进行交叉研究，有助于广播电视重大题材历史影像的发现，有助于促进广播电视的舆论宣传工作，既为广播电视节目注入新动能，也促进广播电视研究新界域的拓展。(2)广播电视学与媒介考古学的交叉研究。代表性文章如《电视的未来考古：想象形态、路径方法与史学意义》，文章探讨了电视的未来考古研究，从过去的电视媒介中发现与译解电视未来想象的文化密码，并对电视史媒介考古的路径方法和史学意义进行了论述。媒介考古学经由德国媒介理论家德里弗里希·齐林斯基的《媒体考古学》、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话语网络1800/1900》、德国史学家、理论学家托马斯·埃尔塞瑟的《作为媒介考古学的电影史》，以及美国考古学领域的开拓者埃尔基·胡塔莫和尤西·帕里卡主编的论文集《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等书籍在中国传播后，被国内学者熟知，而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电影学研究领域。《电视的未来考古：想象形态、路径方法与史学意义》对电视史的媒介考古学研究是对电视史研究的新开拓，为广播电视史研究增添了新视角。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在数量上还很少，但纵观广播电视学各学科分支研究，均是从少到多，渐成燎原之势。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对广播电视学科边界的开掘，以及对研究对象的再阐释，为新时代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思考

　　回溯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建设的历史，会发现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一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三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不得不提。其一是1990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广播电视学》。这部著作总结了中国广播电视几十年的正反经验，从节目系统论、节目要素论、节目生产论、节目传播论、“有线”论、传播者和受众论、立法和管理论层面搭建起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大厦，为后面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其二是199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的研究成果《中国电视论纲》。这是我国第一部电视基础理论专著，为此后广播电视一般规律的学理性探讨勾勒了体系框架，奠定了又一块坚实的基石。其三是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部级重大社科研究项目成果——由张振华、欧阳宏生、张君昌三位先生担任主编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该书2019年修订增补再版，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学》)。该著作立足当代，将时代环境、传媒生态的新发展、新变化作为总背景，研究了中国广播电视传播理念的嬗变、节目形态与生产的新变革、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在产业经营、体制管理、法治建设、受众特征、队伍建设方面的新命题、新突破。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新世纪建设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

　　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对当前中国广播电视理论框架的拓展和深化，也是在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下，对当下媒介语境变迁中的广播电视实践勾勒的新的研究架构。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有三个立足点(图3)：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广播电视发展理念的变化，三是新文科背景下广播电视的跨学科研究。具体阐释如下：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撑。具体在广播电视领域，广播电视系统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向，改变了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属性，从而影响着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建构。

　　一是广播电视一般性质的数字化转向。广播电视性质的确定是广播电视工作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中国广播电视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媒介属性，决定了它具有根本性质和一般性质的双重特点。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根本性质几乎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在京联合召开了“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和任务”的理论研讨会，随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编辑部就“广播电视的性质和任务”开展了专题征文活动，多位广播电视研究者和实践者参加了讨论，逐渐形成“中国广播电视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的基本共识和理论表述。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发展理念得到进一步深化，中国广播电视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而中国广播电视的一般性质则是一个动态变迁的概念，这一变化从广播电视的定义可见一斑。20世纪90年代，广播电视被界定为“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特定范围播送音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到2014年左右，广播电视被界定为“以各种电子通信技术与设备为介质，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广泛传播，通过多种终端为受众提供视听类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体”。伴随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广播电视的技术发展呈现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趋势，如广播电视信号的数字化传输使不同信号之间能够有效对接，广播电视生产技术的数字化发展使远程编辑工作成为可能，接收设备的数字化变迁使用户能根据自身需求获取信息、自主选取。在新时代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建构中，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转向”所引发的一系列广播电视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的审视与总结。

　　二是广播电视功能的公共性建构。1988年，在北京举行的“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和任务”的理论研讨会上，二十余位广播电视理论和实践研究者将广播电视的功能概括为以下五种：传播新闻、反映舆论、社会教育、文化娱乐、公众服务。在这些功能中，公众服务功能被看作广播电视价值的体现。新时代以来，广播电视文化生态在与网络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作为“耳目喉舌”呈现明显的政府利益取向;另一方面因为实现自身价值增值而出现市场利益取向，在公共服务方面，则出现回避公共议题、内容过度娱乐化等问题，公共性建设不尽人意。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来阐明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这15个字除了强调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引导舆论、教育教化功能之外，还强化了新闻媒体服务社会的公益功能，即广播电视的公共性。新时代广播电视如何强化其公共性需要理论的再思考。

　　三是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强化。广播电视兼具喉舌宣传、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属性和经营性产业属性。新时代以来，其产业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突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则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推动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2019年，国家先后发布了《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些举措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处于媒体融合过程中的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在此背景下，广播电视节目样态越来越多样化，突出和强化对用户的服务性;资源配置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格局，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市场结构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这些变化也亟须理论的再归纳。

　　第二，媒体融合发展理念与广播电视实践理论、管理理论的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深入考察调研、部署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这项“紧迫课题”。尤其是2019年的“1·25”讲话，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媒体在全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媒体发展趋势决定了新时代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实践的跨时空性、跨媒介性，其中包括：(1)广播电视与互联网、手机App、移动智能终端等其他媒体间的融合实践。广播电视与其他媒体通过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媒体平台传播至相应的受众群体，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2)广播电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的融合实践。利用VR/AR/XR/MR、人工智能、5G等技术做到立体式、环绕式的传播，在媒介技术尺度上打破现实世界与数字化领域之间的隔阂，呈现信息的真实空间状态。如2022年各省对两会的广播电视报道：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打造的两会报道“元宇宙”访谈节目，主持人、代表委员戴上VR眼镜就能以虚拟形象与天南地北的网友共话发展议题;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发起的全国两会“云上编辑部”，在云端与沿海11地及沿黄9省区主流媒体共同策划的新闻产品——《蓝色竞速 创新之声》H5和“九曲黄河邀你绘”沉浸式互动H5等，都让人目睹了广播电视与XR、AI、3D、动作捕捉、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核心技术的融合。(3)广播电视与其他传播主体的融合实践。媒体融合时代，信息生产早已不局限于专业媒体从业者，社会各信息主体都在通过网络新媒体进入社会信息交互的过程，广播电视不仅要处理与用户之间的传受关系，而且要处理广播电视专业人才与大众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媒介融合发展理念也影响着中国广播电视管理理论的创新。它包括宏观管理体制的制度保障和微观管理机制的创新探索两个层面。在宏观管理体制层面，政府监管平台、公益性事业平台、产业经营平台如何形成高效的体制结构，如何实现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的管理体制,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广播电视在微观管理机制上如何实现向多媒体内容提供商角色的转变，以及人力资源、技术设备资源、后勤服务资源等全方位市场化后，广播电视组织和生产流程的再造等问题，也需要理论的探究。

　　第三，新文科背景下广播电视跨学科研究与广播电视史学理论的重构。新文科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对它的认知，多来自与传统文科的对比。在全球新技术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基础上，新文科主张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通，用创新的姿态指导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新文科的这些特点对广播电视史学理论的创新建构颇具启发意义。回顾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现有史学理论研究涵盖了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业门类史等方面，大多以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为研究视角。新时代以来，新媒体的传播语境、广播电视史料的数字化存储、档案数据库平台的建设、广播电视信息的可视化呈现等，对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观念、方法、手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播电视史学理论呼唤新的史学建构。这包括：(1)更新研究视角，打破学科壁垒，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来观照中国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2)注重关系互动，侧重组织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关系史、广播电视媒体与其他媒体的互动史研究;(3)借鉴媒介考古学，打破线性思维，用非线性的时空观和历史观来观照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

　　新时代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还需重视广播电视研究范式的构建。美国科学哲学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的过程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它提供了分析问题的不同视角，是研究的出发点。对广播电视研究来说，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对应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笔者看来，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范式的构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在观念上，需摆脱研究问题的线性思维，将研究对象放在“万物互联”的媒介语境中进行观照，减少非此即彼的逻辑论断。二是在方法上，减少对广播电视实践的浅层次归纳，将之抽象化、一般化。美国学者丹尼尔·伯勒斯、约翰·戴维·曼在《理解未来的7个原则》一书中建构了一个金字塔框架来说明价值的等级，金字塔从底座向上分别是数据层、信息层、知识层、智慧层，传播价值由下向上依次递增。数据是信息的基本要素，信息是由数据加工的内容，知识是基于信息提炼的观点，而智慧则是从知识中提取的指导方针，它超越了具体的数据和信息内容。这个金字塔框架可以作为思维方法来观照广播电视从实践到理论的生成层次。三是在思路上，建立起以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实践为魂、广播电视本体理论为体，多学科理论为用的思维模式，在借鉴、甄别基础上，将有益的资源吸纳、转化。

　　对中国广播电视七十多年的研究表明，广播电视事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广播电视及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会永远在时代大潮中围绕守恒与适变不断前行”，面对新时代广播电视媒介语境和实践语境的动态变化，广播电视理论势必会在反思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建立起契合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规律的理论规范和话语体系。

　　文献引用格式

　　陈晓伟,欧阳宏生.创新与建构：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01):32-40.

　　本文刊发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1期“新时代 新文科 新传播”栏目。此为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