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理论·师大社科 | 新时代新闻学理论体系：语境、问题与取径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江理论》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江理论·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作者简介

　　操 慧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网络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媒介文化、新媒体与舆论引导，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3部，主编教材2部，主编“媒体融合案例丛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并主研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成果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林 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

新时代新闻学理论体系：

语境、问题与取径

核心提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为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锚定了基本坐标，具化到实践生态与思维自觉的变迁，两者为新闻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生发语境及目标指向。审视当下，现有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在逐新与筑基、交叉与自主、外来与本土等方面显现出“用”与“体”的失衡。对照时代语境与现存问题，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需循沿“和合创构”的取径，在认知与实践高度一体化中实现整合学术资源创建自主知识体系、集合跨学科优势融通中外理论话语、融和思想智慧传递价值人文，以此构筑自身的时代特色和国际影响，并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进共构中贡献理论智慧。

　　内容精选

　　新闻学是一门在职业化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学科，外显的应用性特征及内蕴的学理性逻辑曾使其历经“无学”与“有学”之争。时至今日，随着新闻在社会各领域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其体用和效能日趋显明，而有关新闻学的研究及价值的普遍体认让它不断展现出“显学”的学科影响。对此，关于新闻学术、学科、话语的单向及多维联动探讨也渐增及广拓，它们是构成当下具有一定共识的新闻学理论体系的要件。由此可见，新闻学理论体系是多元主体合力协进的体用并举之结晶，也是与时俱进、动态融创的认知实践之产物，作为一个需要我们顺应规律并自觉调适的有机系统，和谐相生正是其整体走向与目标导向。

　　一、语境：变局之驱

　　语境，既指广义上的时代背景，也指狭义上的论述条件或阐释前提，它刻画了社会发展变迁的时空坐标及其带来的时代特征。在事实层面，新闻呈现了人与社会在不间断的社会时空中的变化，是语境的碎片化表征;在表达层面，新闻可被视作人关于语境的观念及价值认知。从事实与表达的双层意义上来定位新闻理论，我们可将之描述为“人们对新闻客观规律及其阐释的系统认知”，其间，新闻之“时新性”传递到认知阐释层面即为社会变迁的时代性，它体现了新闻的高度语境化，同时也映射人类对新闻规律探知的时空语境。换言之，新闻与新闻理论具有“时新性”语境属性，即从新闻中的语境呈现到理解新闻的语境影响，再到研究新闻的语境分析，几者贯通互动，直至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生态，共同构成当下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探研之境。本文所聚焦的新时代新闻学理论建构的融合语境，如图1所示，其中主要影响因素为媒介、技术、人文，三者交互形成媒介环境、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并在多维互动互构中直指新闻、新闻认知、新闻学理论的生发演进，动态协作是其内在持恒的关键，任意一方的变化都将带来整体变化，随之也就呼唤全局性调适来维系彼此均衡，这样的生发机制和生态逻辑共塑了新闻学理论体系的“自新”与“他为”，此即本文着眼阐述的变局之内外融合语境。

　　(一)理论扎根的实践生态之变

　　实践与理论的关联，如同源头活水与根系固本之形象比喻。如图1所示，数字化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带来传播媒介的革新，促成新闻实践生态的结构性变迁，由此动摇了传统新闻学理论的立足根基。

　　实践生态之变首先体现在新闻活动的主体层面。在传统认知中，社会分工模式下的职业化群体和机构是新闻生产的绝对主体。通常来说，新闻从业者经过系统性的专业教育，产生规范性的职业共识，达成组织性的同业维系，并显现出具有一定排他性的行业壁垒，最终形成一个趋于封闭的新闻生产结构。从整个社会系统来看，新闻生产表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但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新闻生产活动从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兼容，新闻生产主体亦从职业群体扩散至社会公众，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言，新新媒介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消费者即生产者，新闻活动的职业边界被逐渐消解，新闻媒介成为与社会系统广泛连接的实践网络。不仅如此，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写作机器人、AI合成主播等产出模式已经初步预示未来新闻业的发展趋向，机器作为新闻生产主体的出现及其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构，成为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的显要问题。这种基于人类实体与非人类实体的交互融合状态，被学界总结为全新的“杂合体”新闻传播业态。

　　进而言之，主体变迁意味着新闻实践从一种组织化生产模式过渡到大众化协作模式，实践领域的开放与自主也使得媒体主导的新闻把关转向多元参与的新闻策展。新兴的媒介形态颠覆了既往以传统媒体实践为根基的新闻生产流程，催生出诸如新闻游戏等互动性叙事模式，并将更为丰富的社会参与意涵注入新闻价值和新闻真实等基本概念。作为“元技术”的数字化技术不断重塑新闻活动的实践业态，在传播时效、渠道、形式等诸多方面引发阶段性量变的基础上，最终引导新闻业从生产传播走向对话交往的全局性质变。与此同时，技术功能的可供性也不可避免给新闻实践带来逐利性趋向，如新闻传播中的热点追捧和流量变现，导致诸多社会消极影响及文化生态危害。当前，误导性报道和失实性报道及其引发的网络暴力、伦理失序等乱象、怪象屡见不鲜，反转新闻与虚假新闻日趋标签化，以至于整个时代被冠以吊诡的“后真相”之名。这些新闻实践中出现的失当、失误与失责，也给新闻理论研究提出了专业性、伦理性、价值性如何坚守与平衡之命题，是我们亟须做出有力回应与有效纠偏的理论扎根之思。

　　观照本土，面对全球数字化革命带来的共同挑战，中国的应变之举表现为政策指导、行业革新、智库协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规范与自下而上的参与：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宏观布局，到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中观规划，再到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转化的微观指向，全方位的媒体融合以主动拥抱技术的乐观姿态塑造了全新的传媒样态，为同步推进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研究样本与经验基础。

　　相比于新闻业界快速而全面的转型升级，理论研究的滞后时间差进而转换为一种时代性的“理论脱嵌”，即理论研究的对象及取向愈加偏离新闻实践的具体实际，业界与学界的认知差表现为一种行业对视的新“知沟”，进而影响到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循环。事实上，新闻之变反映的就是社会之变、实践之变，甚至是全局之变;新闻学理论及其研究必须、必然立基于现实问题与社会关切，这是新闻学之“理”由与新闻学之“论”基。所以，理论工作者应该随时保持对现实动态的敏锐关注和对时代命题的深切追问。换言之，就是在实践生态变迁的驱动下，新闻学理论研究迫切需要客观认识并精准捕捉新闻活动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特征、新动向，置身其中的我们只有适应媒介变局，打破认知僵局，方能开拓理论新局。

　　(二)理论创新的思维自觉之变

　　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既源于我们对外在新闻实践的动态把握，也源于我们对内在思维认知的适时调整，并在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得以观照和推进。纵观近年来学界语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体系框架的构想。新闻学理论体系是研究者在对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进行规律总结和价值提炼的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式知识系统，因而具有不同面向的理论构成。方延明曾将新闻学理论体系划分为概念体系、价值体系、方法论体系、效果评价体系和外延体系五个部分;丁柏铨将其归为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前者包括新闻本体、新闻特质、新闻生产、新闻规律、媒介经营、新闻管理，后者即指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骆正林则列出日常经验理论、实用操作理论、新闻规范理论、社会科学理论这四种类型。在相对传统的职业化语境中，“新闻”被认为是专业群体和机构所生产的内容产品，这一本体论界定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关于新闻学和新闻业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导向。在此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论题相对静态、固化，相应地，新闻学理论体系也主要依循职业逻辑而被搭建，侧重于新闻的本体概念、生产传播、价值规范等范畴。不过，近年来新闻与社会以及新闻学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之关系等论题的扩大，也反映了新闻学理论体系调适拓新的趋向。因此，在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双重作用下，新闻原本的职业化定义被解构，其更深层的社会化意涵得以拓展并凸显，且转化为人与社会关系重构的重要方式。譬如国家层面推进的媒体融合，也早已超出媒体业界的范畴，而被置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战略布局之中。这也客观上印证了当下整体生态的变迁，需要我们在学术、学科、话语等研究层面突破传统新闻生产的闭环解析，尝试将思维、视野、方法、路径等透射于新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此即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内驱动力之一。

　　二是理论创新与范式转换的思考。由于新闻学长久以来具有突出的实践特征，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学理论的相对匮乏几为学界共识。尤其是对中国新闻学而言，西学传统影响至深，致使本土学科长期存在核心理论少及新创理论难等沉疴，学界对新思路新方法的呼吁和探索愈显急切。加之研究对象的更新，既往建立在传统新闻业基础上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置于当下便时常遭遇范式失灵的窘境，因而也出现了“重造新闻学”的自觉倡导。“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对理论研究来说，因应变局的认知在范式层面首当其要，为思辨之始。在有关新闻学范式的讨论中，最为典型的变革逻辑表现为职业范式向社会范式的转换，它与新闻实践模式的转变相协应，即基于网络化、关系化的视野，将新闻活动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再以职业实践作为新闻学的核心关注与研究重心。与社会范式构建思路相通的是交往范式，也就是将新闻视为一种交往中介和交往方式。新闻学的范式转换从最基础的“新闻”概念再定义，到形成以技术革新为导向的“数字新闻学”与“融合新闻学”，以主体变迁为导向的“用户新闻学”，并在导入本土经验的构想中与当前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发展合流，新闻学知识的渐次更新便为理论体系建设做足准备。

　　三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探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学被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学科之一。由此，新闻学理论体系便在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整体步调中焕发新的活力。此部分内容多聚焦于新闻思想、发展历程、媒介融合等子题，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及党媒理论等，则是其中更为具微且核心的研究对象。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实际上就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面向来推进新闻学理论创新，即“探索并形成一套兼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这可谓在新闻业态之变与世界格局之变的双重背景下亟须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的方向。

　　由上概言，研究动态与思维转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自觉性，同时也折射出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内涵及外延聚合的互动性与互构性，是为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理论体系所做的必要且重要的学术动员与能动准备。

　　二、问题：体用失衡

　　“体”与“用”，是一对哲学概念，指事物的本体与作用。我们看待事物、分析问题、发现规律、归纳表述等系列研究活动的展开，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其“体用”，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体用”考察，相应的理论便随之诞生。所谓理论，正是以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方式抽象所得的规律以及对规律的表述。如是观之，现有对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就显现出了较鲜明的“体用”失衡症候，这恰是我国新闻学理论“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问题域。

　　(一)逐新与筑基

　　新闻的本体和作用，即新近变化的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与我们的利益关系。徐宝璜曾言：“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甘惜分认为：“新闻学就是研究新闻事业规律的科学。”可见，新闻学所关注的，不仅是事实层面的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还有认知层面的新闻规律，而这正是其学理性的独特孕生。因此，新闻从业者与新闻研究者都需具备敏锐细致的洞察力、快速关联的逻辑力、解析对话的沟通力、准确有效的传播力。

　　相较于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新闻理论的研究特点是扎根于新闻与人、社会的频繁互动，是“学”与“术”的一体化同构。具言之，就是新闻在报告社会新变的同时，需要能够反映与其适配的观念、技能及方式方法。这样的“学”融于“术”与“术”融于“学”的学理形态时常难以拆分，以至于“新闻无学”曾长久成为我们无法细解的理论回避，而又致“新闻有学”似陷漂浮无序的假想。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其实也反衬了新闻理论研究和理论成果在时新性互构上的矛盾。时速与时效呼吁研究者快速行动，因而在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常现“逐新重用”之选择，导致以“用”为“本”、“用”在前端的现象归因或现象推论的研究“偏好”，从而忽视了新闻本体的原创思索与深度探究。正如有学者所言，新闻学常被诟病为缺乏系统性学理，没有形成与众不同的学科话语，更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派，这正是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所显现出来的典型缺憾。在缺憾的背后，就是将“逐新性”现象做简单浅表的解析等同为新闻学本体及学理研究的误偏。实际上，新闻理论之本在于筑基，一个学科及其学术、话语的综合影响力和社会认同度均离不开基础性、系统性的原创研究，离不开知识体系的自主创构。这就提示我们：理论研究所着眼聚焦的不只于现象及表象，而是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概念、范畴与表述，这三大构件既是理论体系的必备，也是理论自洽和对话交流的必需。现存新闻学理论体系中的“体用”失衡甚至“体用”倒置，都将削弱新闻学科、学术、话语的社会认同度及专业阐释力。当然，“逐新”与“筑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是理论在哲学层面的探讨内容，至于研究的“体用”权衡，则亟待我们分清主次、导引秩序。

　　(二)交叉与自主

　　自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划归为同一个一级学科以来，新闻学研究中以传播学理论作为视野与方法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其实，从新闻的社会互动特性看，它天然携带传播之“用”，如大众传播学要研究媒体与新闻信息的关系、规律、作用。但从专精的角度视之，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发展源流和研究问题等诸多方面亦具有各自的学科特征，其“体”如何与传播学形构和贯通，这给理论体系的建构与阐释留下了广阔的可为空间。有学者认为，本质上传播学属于经验式学科，研究的是“是”或“不是”，而新闻学属于规范式学科，研究的是“应该”或“不应该”。两个二级学科的整合与跨界在当下交叉出媒介社会学、传播社会学、新闻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其内涵外延、话语实践等都亟待科学定位、深入阐释。

　　国内当前的学术生态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后才被正式引入的传播学不仅展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且扩展出“万物皆可传播学”的宏观视野。不可否认，传播学不论在自身的现象关注与理论拓新，还是就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引鉴参考而言，都逐渐走到了新闻学前面。在传播学的学科扩张趋势下，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影响均显乏力。早有学者指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系列问题：与新闻传播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新闻理论在社会大转型中因循守旧，低水平重复;缺乏对现实问题的观照;缺乏自己的核心理论，生搬硬套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后辈人才匮乏，大量新生力量投身传播研究。时至今日，新闻理论研究所面临的这些困境仍未得到有效改善，这也就影响到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及整体创新。

　　回到历史语境审视，传播学的本土化引介，最初是为了推动新闻学发展和新闻业改革。“它不仅是开辟了一个过去新闻学所没有的学术领域，更是导入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相关研究成果与成效显示，传播学对新闻学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传播学的引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新闻理论在核心概念、逻辑方法的创新上提供新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参照;另一方面，传播学的兴起也使新闻学自身的独立发展遭到挤压，学术自信有所削减。“传播学的崛起蚕食了新闻学的话语版图，打破了中国新闻理论的结构，稀释了新闻理论的合法性，一大批的研究精英和青年才俊涌入传播学研究领域。”尤其在研究者流失、大量人才转而专攻传播学领域的趋向下，新闻学理论创新的后续动力愈显匮乏。但不应忽视的是，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布局中，新闻学被列为支撑学科之一，在整个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无论是与传播学相比，抑或与其他二级学科相比，新闻学在宏观的学科规划中明显处于优先地位。李彬曾就此指出，国家层面主要关心的应该是“新闻学”而非“新闻传播学”，且传播学本身的中国化仍然任重道远。所以，中国新闻学理论发展乏力的现实问题与其作为支撑学科的重要作用之矛盾显然是客观存在且有待疏解的。

　　透过客观实然之困，我们意识到在“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组合实质上指向的是规范式学科和经验式学科的并存，而这在中国其他的学科中并不常见。毫无疑问，与其他一级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所具有的这一特性，理应是两个分支学科携手并进的合作优势，而不是各自为战的拉锯矛盾或高下对峙。未来，新闻学在与传播学的交叉互构中推动新闻传播学的整体转型，并在内部实现自身的特色构建与学术突围，也正是新闻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方向。

　　(三)外来与本土

　　中外融通一直是与中国新闻学实践与理论发展速度、广度、深度与温度息息相关的议题，在现实中反观和分析其存在的“西学中用”之得失，值得作“以我为主”的思辨与回归。在现代新闻学乃至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进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传播活动为学科诞生和学术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而中国的新闻事业、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也都在起步阶段即受到西方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西化特征明显的外生型的新闻话语、学科及学术体系。

　　实践方面，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密切相关。稍晚发展起来的研究与教育，也是新闻学在20世纪初期经历首轮移植的结果。如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译刊的日本松本君平所著《新闻学》，被学界公认为最早的新闻学中文专著，该书同样立足于欧美的新闻实践，且原书再版时便直接定名为《欧美新闻事业》。继译书之后，国内稍晚面世的徐宝璜等人之著述同样深受西方影响，“取材于西籍者不少”。有学者指出，中国新闻学研究初期对新闻社会功能和实际操作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新闻本体等哲学问题，且其中的许多观点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美国的新闻研究。同时，美国职业化新闻实践所催生的新闻教育模式，更是对近代中国新闻学科建设和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中国新闻教育实际上就是“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的横向移植，甚至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的名气反大于美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灵魂注入中国新闻实践，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杆，强调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逐步树立起党报实践的“延安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丰富并发展了新闻学领域的“党媒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新闻学进一步吸收西方理论，接纳相关研究方法，至1997年，由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组成的“新闻传播学”正式成为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纵观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历程，虽然其在结合西方理论和在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本土话语，但总体而言，中国新闻学仍缺乏系统性、标志性的经典理论，在与国际学界的互动中引鉴多而贡献少，相应地便缺乏国际影响力，以至于“目前尚没有中国学者提出、得到国际同行公认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术假设、公式”。对学科发展而言，将外来知识进行选择性吸纳和适当性转化，自然是其突围的必要、必经之途。与此同时，如未能在吸收利用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那么其中的问题将伴随实践的发展而愈加阻滞。已有学者指出，中国新闻学界长期存在“言必称欧美”的问题，西化倾向明显，学术话语体系滞后，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思想及基本理论的自信。针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长远规划，学界亦有“不应当再沉湎于用中国的实践去验证西方学界理论的正确性”之呼吁。这些论见和自省都反映了目前我国新闻学理论中的“不适应”“不协调”之弊忧，也更显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时代意义及文化责任。

　　三、取径：和合创构

　　由上思之，因应时代变局，立足中国实践，新闻学界理应把握全球与在地、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在既有探研的积累上守正创新，推进和合相生的特色融汇，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当前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维启示。基于前文所述语境与问题的交织困局，本文试图从新闻人文之文化自觉提出展现与激活中国智慧的和合创构之取径。“和合”的知行贯通，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分析形势、把握规律、选择方法，还要从中合力促成最大公约数，以实现可持续的和谐同进，从而趁势突围、借势化能。

　　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社会实在的新闻所形成的系统认知。如图2所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新闻，原本就是多维主体互动认知的产物，它的融合生发机制决定了其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动态时新性与开放包容性，正因此，它在研究中也易显分散、零碎、具微，予人以现象优先、经验先行、作用主导之感。与此并行同构的新闻学理论，也沿袭了“新闻”生成的融合特性，当新闻实务、新闻学理与新闻阐释诉诸认知与实践的主体——人——之时，便同时生成关于价值表达的话语体系。进而言之，在人的能动阐释以及实务与学理的主客体互构下生成三类主要话语，即新闻本体话语、新闻职业话语、新闻学术话语，三者共同融构为新闻理论话语。话语是理论体系构建和学科交往、社会对话的标识，本体、职业、学术的话语融合征示着新闻学理论的核心价值与原创特色，同时亦衬托出当前研究的缺位与不足，即未将理论话语的价值阐释与有效输出作系统规划与探索，未能以动态眼光和比较视野辨析中国新闻学理论话语的融凝特色，而这正是新时代我国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应加强的着力点和应找寻的突围口。

　　(一)整合学术资源创建自主知识体系

　　鉴于新闻学内容的复合性与融合性所附随的理论研究之困，即博专不均、体用失衡，我们大有必要针对现有研究中的“可疑”“质疑”“争议”“谬误”等不实与不当，以及诸如论题分散、论据随意、溯源模棱、概念杂糅、方法硬套等具体的理论失范，做好科学规划，并依托智能技术建设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历史资料数据库，如中国新闻学术关键词词条或辞书编纂，为整合与优化目前新闻学学术资源提供知识服务。从知识创新的顶层设计来说，这项工作的紧迫性和自主性已经备受关注，它是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将直接影响学术研究的精准度和战略研究的前瞻性、原创度。21世纪以来，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如上所述，话语带来的话语权争夺，其背后也包含国家和民族的话语阐释力及价值理念认同度，“理论话语”或者话语的理论性是其构成要素中的价值内核，具有交往和中介功能的新闻学理应是学术资源整合以及数据库自主建设的能动者与领军者，并为社会及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新闻学目前正处于一种“知识技术化”阶段，“不仅大量新技术在新闻实践中得到采用，大数据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也正助力新闻学研究”。在“一带一路”、脱贫攻坚、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新闻传播实践及国际合作中，各学科、各领域的学术资源都可以经由大数据分析、提炼，进而转化为具有新闻时效性与研究战略性的重要理论资源、话语资源，这为新闻学自身的知识传播、知识生产提供了源头保障和权威性维护，同时也能够以此构建新闻学知识体系兼纳体用、和合相生的中国特色。

　　(二)集合跨学科优势融通中外理论话语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其具备天然的跨学科特征。首先，新闻实践活动的开展即涉及并仰赖于多学科知识的调动与配合，而其中的问题解读和现象剖析也同步指向新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新闻现象特有的超社会领域性，或者说人类新闻活动特有的社会、文化贯通性，使得对任何新闻领域重要问题的探讨,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次，从新闻学的理论积淀来看，这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也需要向学术底蕴更为深厚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借鉴知识学说和方法工具，如有研究者提出的“走出”新闻学之说，且走出去的范围应当不限于相对接近的人文学科，“诸如神经科学、信息科学等自然科学色彩比较明显的学科，甚至包括更为基础性的数学学科，也可以为新闻学研究提供富有启发的知识和方法”。跨学科交流在促进多学科融合革新的同时，最终还是要回归新闻学本体，继而在参照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推进新闻学理论反思与自省，以营造健康科学的批评生态，促进其理论创新。

　　作为一种分类体系的“学科”，它本身是近代自然科学兴起所带来的领域分化产物。现代知识系统的更新及其反映的持续创新的需求，导致既往割裂的学科分野转向互构的学科融合，这在现代学科领域的演进轨迹中是一种选择性策略。人类的知识库经历原生整体到单一学科，再到多学科、跨学科以及超学科的模式演进。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而新闻学本身就与信息媒介和社会网络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又使新闻学作为跨学科的中间者和维系者而存在，进而促成其与其他学科协同配合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所以，新闻学研究不仅要敏锐洞见技术革新趋势，而且应擅长利用技术发展成果，增强与学科集群之间的同构力，需基于自身的跨学科特性深度参与并推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从而达至超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以期找寻理论对话点，自然实现融通中外。

　　就融通中外理论话语来说，需要打破壁垒、跨界合作。它不仅指学科之间配合协进，也关涉学科共同体在国际层面的互鉴共进。尽管新闻传播学整体属于外来之物，但其在中国化实践中已然被注入和赋予了更多的本土观念和现实意义。所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及其在新闻学领域具体化的时代因应，更是向人类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的时代使命。“三大体系”向内既是形式集合又是内理融合，向外也必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产生紧密联系，并通过“新闻+”的主体聚合与“互联网+”的平台结构方式来吸纳跨学科理论资源，注重中外对话的理论探源，因而可以将历史性的新闻文化积淀及话语变迁阐释作为理论交流的“元载体”来提升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可见性、可沟通性。

　　(三)融和思想智慧传递人文价值

　　作为对话的新闻，是人类精神交往和价值观输出的桥梁;作为话语的新闻理论，是人类思想智慧融和与人文价值形塑的媒介书写。在已有的新闻学体系中，围绕广义的思想人文的新闻文化及价值伦理研究相对稀少，系统研究更是缺位，这与新闻学作为支撑学科应担当的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的时代之责存在很大距离，不可谓不是前述“典型缺憾”之一。放眼当今世界，新闻舆论在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中无不充当文化软实力竞争的代码，虽然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愿景，但文化误读、价值误导所引致的文明冲突依然存在，在某些地区和领域还在加剧。身处这样的“变局”之中，我们除了在本土、本学科探寻独有的学术理论资源，还需目光高远、眼光独到，须以只争朝夕的使命感和精准前瞻的专业性去发掘中华文化及其优秀成果，去借鉴有益启思的学术传统，其中汇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融和了前人的思想智慧，闪耀着可沟通的真、善、美之光，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构成。它们以典籍、诗词、文物、技法、观念等多元文化形态存在，与我们相生相伴，其携带的文化基因与人文内涵早已植入我们的新闻观、舆论观和话语观，也理应在我们的理论构建、概念融创、价值阐释、学科对话中转变为一种统照文明价值关怀的总体方法论，这不仅是新闻学理论的价值归属，更是新闻学研究的文化阐释力、影响力、感染力、竞争力所在。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它构建了一个融和概念体系，包括概念的内涵、范畴、表述及应用。这一体系既是一种治理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愿景，还是一种话语统筹，其涵括之深广与立意之高远，体现了人类共建共赢共享的价值追求。它昭示我们：概念体系与话语表达的普遍价值并未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创构对立;相反，有研究发现，媒体既往的新闻实践不但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传播图景，而且带动了与此相关的研究，拓展了关于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舆论符号化机制等论域。与此同时，对其存在的“内容与形式上整体趋同，新闻框架呈现出设定程式化、内容同质化、文化要素内卷的总体特征”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至少反映了在新闻实务层面的常规化与理论研究的短视性之间存在关联，且都有损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系统、深入、准确的价值传递。对于这个带有中国思想智慧结晶的概念体系，新闻学人和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者都责无旁贷，须从文化、文明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互照中深耕探问，须从文化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诠释传统里创构述论方法，须善于鉴古通今、联通中西、以文化人、化述为论。如此，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适应力才会于特色处生长并焕发时代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才能从广义文化的理论化探索中走向思想人文的价值共构与价值输出，以期获得更广泛的价值回应和思想传继。

　　2022年，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再次强调：“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据此指引和遵循，上述三方面的创构取径，虽偏向宏观导向，但本质上是动态协进、和合互促，它们贯穿着形态上有互动、内理中有融汇的生发运行逻辑，是新闻学理论体系顺应、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认知观照。以此为主体的文化自觉让我们有理由深信，新闻学理论体系的体用双驱及以文化人的价值内核将为人类文明的花园中增添中国特色的理论智慧之花。

　　文献引用格式

　　操慧,林丽.新时代新闻学理论体系：语境、问题与取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01):23-31.

　　本文刊发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1期“新时代 新文科 新传播”栏目。此为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